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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乔培新出生在内蒙古达拉特旗一个农民大家庭里。他天资聪颖，家里的叔父见这孩子在读书方面很有天分，决定在子孙辈中，挑选他一个人读书习字，全家人都为了这个孩子努力经营着牧场。

乔培新没有辜负全家人的希望，在师大附中上完高二后，就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三所高校，乔培新选择了清华大学经济系。

乔培新不仅学业优秀，而且追求思想进步，在读书期间，即1936年，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华北，接着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也相继沦陷；聚集在包头一带的汉奸和特务企图渡过黄河到伊盟（鄂尔多斯）进行阴谋活动。陕甘宁边区党委为尽快加强伊盟地区的工作，希望迅速将一批党的干部派赴伊盟抗日前线，开展对敌斗争。这时乔新培正好从清华大学毕业了，党组织考虑到乔培新是绥远人，就决定让他趁机回绥远开展地下工作。

不久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选中乔培新为包头县长。1940年2月，根据伊盟工委“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成立党的包头县委”的指示，包头县委正式成立。李秉清任县委书记，乔培新任宣传委员。包头县委成立后，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力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乔培新利用县长身份，经常深入各地，了解敌人和友军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中共党组织指示下，他还以县长名义向包头各地发表了《告同胞书》，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包头县四区境内，驻扎着不少国民党部队，大部分是杂牌军，组织纪律性差，对抗战无信心。乔培新曾多次到部队慰问，公开宣传抗日，强调包头县地处抗日前线，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保护人民利益。乔培新所做的这些工作，对这些部队认清抗日前途，稳定军心，减轻对人民的损害，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0年冬天，中共包头县委由于叛徒出卖，结束了在包头县的地下革命斗争活动，但在伊盟工委的领导下，包头县委为黄河两岸的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乔培新则为包头县委的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拓进取的金融巨子

纵观乔培新的一生，在包头县委的地下工作虽是他革命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达延安之后，他最高的人生价值才真正开始展现出来，他自此登上了金融事业的舞台。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里，他都留下了奋斗的足迹。他把自己的一生与银行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智，为崇高的革命金融事业奉献了六十多年。

初露锋芒

在延安，乔培新化名为苏子仁。这个年仅20多岁的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调查研究处处长。当时边区财政经济正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乔培新利用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深入调查，反复研究，在边区制定正确的金融政策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陕甘宁边区经济、金融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稳定边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以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为一方，以经济学家、边区政府顾问黄松令为另一方。当时，边区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对这样高层次权威人士间的论战进行综合评论的则是边区银行年轻的乔培新。他说：“在基本精神上我认为黄松令同志的主张，是以变动比价争取对外斗争的主动，由各方面赚钱以解决问题。曹菊如同志所代表的主张是以发行增强自己的力量，刺激物价争取对外斗争的主动，主要由贸易方面赚钱来解决问题。如果各强调一面，用了黄的方针不免有些固步自封，用了曹的方针执行过于机械化，也会产生偏向，最好是用曹的方法，在适宜的条件下，也采用黄的办法。二者宜于取长补短，这中间须以利益和公私兼顾为原则。因此通货膨胀、灵活限制兑换，利用法币多赚外面的钱，应当同时并用。”

一个处长敢于对专家权威和顶头上司公开评论，既反映了边区思想理论战线的活跃气氛，也反映了乔培新理论水平的高度和对革命事业的赤子之心。从此以后，他成为了边区银行人们心目中公认的金融理论家。陈云在当时就经常找乔培新谈论边区金融经济形势。

乔培新伴随着陕甘宁边区银行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了组建新中国人民银行的骨干力量。

开外汇使用先河

乔培新是国内引进利用外资的第一个倡导者。

1955年，乔培新来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银行吸收的外汇资金都存在外国的银行，一直没有使用，美元存在美国，英镑存在英国。国内当时因为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没有考虑说怎么利用外资，反而让外国政府使用了。乔培新接管外汇业务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潜心研究，找出我国应该合理使用外汇的证据和路径，在当时社会较为封闭的气氛下，大力对合理运用外汇储备进行宣传。

当时，由于我国跟苏联的关系有所变化，新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逐渐由苏联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对外贸易运输渠道也从铁路运输为主渐变为海洋运输为主。然而，我国并没有自己的海洋运输工具，自己造轮船技术上也很困难。乔培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这是一个合理利用外汇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

1963年，乔培新代表人民银行，牵头外贸部、财政部，经研究以后，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可以从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存放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外汇存款中拨出一块贷给交通部，用来租赁或者购买外国的轮船。同时，中国银行还研究了一些优惠办法，减轻政府贷款包袱，诸如，让交通部每年付3%的利息，剩下3%的利息可以从以后的利润中支付。

然而，当时极左思潮严重泛滥，很多人批判乔培新是洋奴哲学，人民银行大院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乔培新每个星期还要被拉出去搞大批判。幸好周总理非常支持乔培新的建议。乔培新积极贯彻总理指示，亲自组织信贷部门对贷款的手续、管理和具体的办法进行研究。1972年，中国银行正式用自己的外汇资金给交通部贷款，并且帮助其建立修船机构。这在当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我国银行是不做固定资产贷款的，更不要说是外汇贷款。

在以后的工作中，乔培新还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合理使用外汇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虽然与当时的经济政策不符，但如今中国高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升值的被动现实证明，乔培新对外汇的理解是有其长远意义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为人民币信誉奔波

1950年，美国非法冻结解放前中国存在外国的美元，不许中国使用。195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不用美元结算，一般以英镑、瑞士法郎、港币等作为结算货币。1967年，英国宣布英镑贬值14.3%，当时我国对外贸易中收取了大量的英镑，所以英镑贬值对我国影响很大。

这时，乔培新带领人民银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研究了一个方法——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就是所谓的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时根据即时汇率兑换成外汇。1968年，在广州交易会上，第一次开始使用这种方式。乔培新亲自带领工作组去广交会上宣传人民币计价结算方式，扩大人民币的影响。他利用开座谈会、作报告、个别交谈等多样化形式，宣传人民币计价结算原则办法及其好处，为广交会工作人员、企业、外商答疑解惑，还及时收集了他们的反馈意见，改进结算方法，为他们解除疑虑。

截至1976年，利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来与我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大到120个，最多时出口用人民币计价贸易额占当时出口总额的88%。当时，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人觉得这只是内部账务处理问题，有些外商认为人民币没有含金量不能作为结算货币，西方媒体说中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很多企业不愿意在银行用人民币开信用证，还有唱高调的鼓吹人民币征服世界的言论。这时候，乔培新总是执著地、身体力行地执行着这一政策。他认为，只要是真理，都应该坚持。就这样，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他都没有错过，带领工作组辛苦奔走着，使人民币计价结算工作顺利进行，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开拓了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开展了预存人民币业务和远期人民币交易业务，提高了中国银行灵活运用外汇货币的能力。

可以说，乔培新在中国银行外汇信贷国际结算业务开拓中是“顶着风浪行进的先驱者”，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瞻远瞩的教育家

乔培新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银行家，金融学巨擘，更是一位有长远眼光的教育家。他认为，“小平同志关于十年改革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的谈话一语中的。他不止一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搞好教育，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根本。他还明确具体指出，要推动教育发展，一定要搞好电化教育。

早在1984年，乔培新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名为《在教育改革中应突出提高电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建议信。他通过电大5年多的办学实践说明，贫穷落后的我国迫切需要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来大大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建议，在教育改革中，从目前和长远打算，把电化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高速度地扩大教育面，提高教育质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这封建议信做出重要批示：“我觉得这个意见颇有见地，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因此请作为书记处参阅文件，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委员和中顾委常委看看，同时请计委、教育部牵头，约广播电视部、财政部、电子工业部认真座谈几次，看是否可行和如何行法，然后将结果向书记处汇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培新和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以及一些专家学者曾提出一个设想，即把大部分普通高校（一些专门学校除外）的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交由远程教育来办。学生在社会上完成两年基础阶段的学习后，再经必要的选拔，进普通高校完成专业阶段的学习。实现远程教育和普通高等院校的嫁接，使普通高校培养的较高级人才也成倍增长。这样，原有的四年校园学习改为两年，就可以在原有教学设备、师资、校舍、资金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将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翻番。当时有个别大学做了小范围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乔培新作为政协委员作了发言。他再次强调要更广更充分地运用广播电视这些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把广播电视从城市到乡村的教育体系安排好，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乔培新提出，我们发展教育要把长远打算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使教育迅速满足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里的关键是“迅速”，慢了不行，慢了就要贻误国家，损害人民。他说，我们不能用某些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国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这不符合我国十一亿人口中还有两亿文盲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教育的发展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教育要迅速发展，必须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不能囿于手工业式的方法。要用新方法，多种手段，多种途径办教育。我们如果满足于按部就班，与发达国家教育永平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收音机，电视机现在大家都买得起，将优秀教师的讲课录下来，播出去，教师的质量，数量都有了。广播电视教育可以把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直接送到群众手中。我们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要充分认识和估计电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中将产生的深远意义。

乔培新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每天早晨都坚持收听中央台的《科学知识》节目，从中获取高新技术知识，还经常给电台写信索取相关稿件，有的还被推荐给高层领导参阅。他说：“你们的广播到我这里并没有终结，我吸收以后又把它传播出去，产生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效益，为四化建设架起科技广播之桥。”他还为了提倡电化教育到处筹资，建立了河套大学。

他在耄耋之年仍然在为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不仅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而且还亲赴各省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一直都在思考，在为中国的教育殚精竭虑。

乔培新就是这样一位为国为民贡献一生，对党和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的伟大的金融家和教育家。

（张彦金老师根据史蔓丽《乔培新：一生勤恳为金融》、郭忠民《我国教育发展的出路——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乔培新一席谈》以及网上资料综合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