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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导生，原名刘德卓，1913年2月出生在江苏丰县杨庄，刘导生14岁时在姑姑的帮助下来北京求学，又在姑姑的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他的姑姑刘静君早年参加革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的学生。

姑姑非常爱护刘导生，并从思想上引导他倾向革命。她为刘导生找到一位她的学生、地下党员胡玉升（后名胡健）为其补习功课，同时启发他对革命的认识，做着进步思想启蒙的工作。姑姑给了刘导生许多无形的教育。其中对刘导生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姑姑的尊师李大钊同志被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其他27位同志都被枪杀。刘导生曾经见到过李大钊同志临刑前的照片。当时教授的薪金不菲，其他教授大多西装革履，冬天起码也穿一件湖绉的丝棉袍子或讲究的皮大衣。而李大钊只穿一件布棉袍。可以看出，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经济上并不宽裕，而姑姑正是学习和继承了这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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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当时刘导生只能了解姑母是一位仁爱正义和同情革命的志士仁人，而不知道她当时就已是慈幼院中共支部的一名地下党员，直到建国后才了解了她的庐山真面目。刘导生当时虽沉默寡言，却喜欢观察和思考，他观察社会、阅读各种书籍，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他积极补习初中课程，准备报考一个好学校升入高中。1928年，他考入著名的北平师范大学男附中（即北京师大附中）。

1928年，刘导生接到同学由南京寄来的《中山全书》，读后大开眼界，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思想和宏伟的建国方略。这时，姑姑介绍其阅读日本进步学者宫崎寅藏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使其认识到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为反帝反封建创设一个新中国指出一条道路。可是不久，刘导生看到广东出版的画报上刊载的国民党屠杀大批共产党人的照片，才知道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现实对他的教育是深刻的，刘导生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1929和1930年，刘导生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

两次炼狱志更坚，抗日运动走在前

1929年8月1日是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举行游行示威，刘导生参加了游行。当时由师大列队出来，行进至南新华街时砸了国民党区党部。由于汪（精卫）阎（锡山）联合反蒋，禁止集会结社，这批青年（60人左右）全部被捕。姑姑刘静君听说后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营救。`__?7"p)\姑姑来到公安局接待室探视刘导生，哭着问刘导生：“他们说你已承认是共产党人，游行时喊口号跳得最高。”刘导生一听便猜想敌人耍了阴谋，其时，他已注意到接待室的另一端有一窗口有警察监视，即从容地声称：“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员，我是到男附中去为同学要招生简章的，返回时碰上游行队伍，是被错误逮捕的。”其实，姑母也已识破敌人的真实企图。由于他们的机警应对，敌人的妄想破灭了。在狱中的这段时间，他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933年，刘导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很快由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他无论在学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日趋成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武装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它的发表，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也给当时的青年学生运动带来了新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935年12月9日，古老的北平发出了怒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时任北大党支部书记的刘导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一二·九过后，国民党加紧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爱国学生更大的愤慨，刘导生等人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组织了一二·一六游行活动。此次游行人数规模达到15万人，全市大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都有参加。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继北平学生大游行之后，天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校纷纷响应，掀起全民抗日救亡的浪潮。“后来，中央教育部就通令北平的大中学校一律提前放寒假，想来个釜底抽薪，瓦解学生们的抗日斗志。”于是，爱国学生也改变了斗争策略。“我们决定组织救亡学生南下宣传请愿。”根据刘导生回忆，爱国学生组成了4个团，北平3个，天津1个，每个团有百人左右。当时，以北大为主力的第一团和以师大为主力的第二团在北平城里，军警监视很严。“所以我们只能分散在阜成门外平大农学院里集合。”“1月3日凌晨4点出发，我们绕过丰台日本军营以及南苑国民党军队驻地，一路南下。”“当时是三九寒天，学生们穿得都不多，有的女同学因为准备仓促，脚上还穿着高跟鞋。”“看到学生们的不易，广大农民充满了同情，都说这是让日本人逼的。”宣传团边走边做抗日宣传，学生们还编写了许多“9·18小调”，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宣传。“一路上，农民群众对‘洋学生’的看法变了，青年学生对农民的观念也变了。以前‘授受不亲’的男女同学关系也变了。”刘老笑着说：“大家不再互称‘密斯’、‘密斯特儿’，而是亲密地称呼‘同志’，各人还都有外号作为他们间的昵称。”在固安县城，“一些进步人士在城里募捐，做了大饼用绳子吊下城墙，送给我们吃。一位师范学校的校长还跑出城来带着东西慰问我们。”

刘导生说，“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在强大的压力下，“一二·九”运动不但没有被压制下去，而且成功地带动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6年，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成立于1936年2月，以代替共青团组织）成立后，刘导生又担任总部秘书长。次年，刘导生在日寇侵华的枪炮声中走出了北大校园，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1937年4月，他受华北各界救国会和“民先”总部的派遣，到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视察工作，没想到刚到开封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把他关进国民党的河南省党部。4月10日夜晚，他利用两个看守熟睡的机会，爬出气窗，纵身跳到河南大学的校园，赶紧跑到河南“民先”秘书家，在他那里换了衣服化了装，又借了车资，乘火车离开开封，回到北平。

艰苦办报唤国民，智勇双全革命人

抗战爆发后，刘导生转到武汉，代表民先驻武汉办事处参加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作。这时国民党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义社”和“青协”等三团体。刘导生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到敌后去打游击。经刘清扬介绍，刘导生由洛阳渡黄河进入敌人后方，长途徒步行军两个月到达沂蒙山区。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孙陶林是刘导生在北大时的同学，他们曾在一二·九运动中并肩战斗。刘导生的到来让孙陶林感到正逢其时，因为刘导生是山东解放区“墨水”最多的干部之一，孙陶林要刘导生筹办《大众日报》，并任社长。

办报的必要条件一是人，二是设备和物资。但摆在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和首任总编辑匡亚明面前的是“一穷二白”：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和物。刘导生和匡亚明接受任务后，进行了简单分工，匡亚明负责办报，刘导生主持全面工作。他们一起住在村民刘茂菊家3间西房的北屋里，白天一起操持报社的工作，晚上抵足而眠，共同度过了那段中国新闻史上值得记住的日子。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大众日报》渐渐具备了出报的条件。

此时，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央山东分局，分局机关设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王庄的一个教堂里。经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联络，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动员，沂水当地的进步报纸《青年报》全体加入，并带来了所有的重要办报物资：一部收音机、一部油印机、两部电话，还有7支步枪。刘导生和匡亚明请示山东分局后，把此前设在天马场的印刷厂搬到了距编辑部所在地沂水县王庄8里路的云头峪，同时开始组建队伍。一方面《青年报》来了10个人，另一方面山东分局大力支持，给报社配备了电台和通讯人员，并从岸堤干校抽调了十几名青年干部。一时间，大众日报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编辑部、电务室、印刷厂、包括负责经营和发行的营业部都成立了，共有65人。全社除了匡亚明办过报外，其他人都是外行，包括社长刘导生，从未接触过办报。于是大家边干边学，先试印两期油印报，名唤《突击》，以配合当时突击发动群众，建立各抗日团体。1939年1月1日，沂水县的王庄传来了一件大喜事——《大众日报》诞生了。这是一张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千万军民满怀喜悦，踏着瑞雪奔走相告，相互传阅着这份历尽千辛万苦诞生的报纸。《大众日报》的诞生轰动了沂蒙山区，轰动了山东大地，她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手里拿的这张报纸，成为“迄今全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

1939年2月9日，《大众日报》出到第十四期的时候改为“二日刊”。借鉴列宁办《火花报》的经验，《大众日报》始终旗帜鲜明地服务大众，也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当年夏天，正当报社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日军开始麦季大“扫荡”。山东分局决定机关单位分散转移。大众日报社平时缺少军事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被服要带，文件、图书、纸张及油印机更要带，行军成了大搬家。黄昏出发，走了一夜，才到达离王庄不过十几里路的一个山村，这哪像行军！几天后，分局决定，工、青、妇与大众日报社会合，组成沂蒙游击支队，称“沂蒙工作团”，都到大众报社驻地集合，成立了以匡亚明为团长，于寄愚为参谋长，刘导生为政治部长的不足200人的队伍。工作团与敌人的第一次遭遇战就被打散了。这时山东分局指示，要工作团立即组成几个工作组各包一个乡，发动群众，组织自卫团。刘导生带领一个6人小组，到距离沂水县城不远的崔家峪开展工作。小组中谁都没有战争经验，26岁的刘导生最为年长，也只读过毛主席的《论游击战术》，只能靠书里讲的几条原则行事。他们在战斗中摸索着开始工作了。工作小组召开了50多个村的村长会议，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以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就马上转移了。第二天得知晚上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他们原来的住处，企图把工作小组一网打尽，所幸转移及时。此后，工作就在不停地转移中展开，陆陆续续，工作小组按照山东分局的部署，渐次成立了自卫团、游击小组、儿童团、妇救会等。一天拂晓，他们在所住的草棚听到枪声，接着有个穿便装的年轻人背着包袱走过。从他经过的路上，刘导生发现了一包日本“仁丹”，这在根据地是见不到的东西。这引起了刘导生的高度警惕，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被日军的扫荡吓破了胆，投靠日军又靠抢劫百姓度日。当时，小组其他成员都下村了，只有4个人在场，一把小手枪加三支土造步枪。刘导生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商量好对策后，刘导生以八路军游击队负责人的身份，跟国民党排长谈话。看过排长的证件后，确认他们是国民党部属无误，刘导生满口“友军”，要村长烧水摊煎饼，招待大家，架枪吃饭。接着，以了解情况为名分别一个个地谈话，谈过一个便引导到村部绑起一个，共15个，（都配有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很快都成为我们的俘虏。当晚他们押着俘虏送交山东纵队指挥部处理。除排长予以关押外，经部队教育俘虏们全部自愿参军。这支武装，不久发展到三五十人，这就成为县大队建立的基础。反“扫荡”结束后，刘导生调离了《大众日报》。

新中国开新天地，解放思想立伟绩

解放后，刘导生历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书记，华东局青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等要职。并且在自己的岗位克己奉公，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职近二十年的刘导生，一直在与党内的“极左”路线作斗争。在当时“左倾”横行的大背景下，刘导生运用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理解和智慧，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了很多被错误批判的政治经济工作者和基层干部。同时对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和总结，为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粉碎“四人帮”后，刘导生被调到北京市宣传部任部长，当时社会和思想都很混乱，刘导生快刀斩乱麻，迅速将广播电台、文物局、博物馆、纪念馆的混乱无序的工作恢复正常。为了更好地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为了面对更广大的群众，特别是为了能让广大农村的群众、山区农民及时看到实况录像，扩大宣传效果，刘导生等创造条件，租借了几间房子筹建北京电视台。1979年5月16日，创建了北京电视台，那时没有专门的电视塔，就在宣武饭店楼上建立了临时电视塔。

由于刘导生的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补课”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地转到四化建设轨道上来了，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而刘导生至始至终都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光荣称号！

卢晓华老师根据以下资料综合编撰：

①.刘导生：《我的领路人——姑母刘静君》

②.刘导生：《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③.刘导生：《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

④.安若：《母亲刘静君和她的甥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