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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阅增，又名陈为山，祖籍河南省灵宝县，1915年9月23日生于北京，陈阅增的曾祖父是满清的官僚，在山西任知府（暑理知府）。他的父亲陈恕，又名陈管生（1885～1949），幼年时到北京入测量学校读书，即在北京落户，从此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陈恕先后在测量局、河南中学等单位工作。1937年以后，在北京开业为中医。母亲李洁芬（1886～1971）是位善良的家庭妇女。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并养成谦虚谨慎、勤奋刻苦、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品质。

1921年至1927年，陈阅增先后在北京西四福绥境第十四小学和扶轮小学等学校读书。1927年暑假考入北京第三中学读初中。193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1933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1937年暑假毕业后原定留校任助教，因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年7月底，他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济南、汉口于10月到达长沙。北京大学在长沙的临时大学已经成立，陈阅增被定为代理助教。由于另外一位同学更需要这个职位，他离开临时大学，到湖南沅陵投奔他的岳父魏建宏，在魏任院长的沅陵卫生院任事务员。1938年8月，陈阅增和夫人魏式琪同赴昆明。从1938年8月至1939年暑假，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助教。1939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助教、讲师。在西南联大，陈阅增开始了他的原生动物学的研究工作，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可喜成果。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陈阅增复员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1947年8月赴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植物学院，师从普林海姆（E.G.pringsheim）攻读原生动物学。1950年，陈阅增以有关杆囊虫（ParanemaTrichophorum）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青少年时代，陈阅增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灾难，萌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谢绝了美国高薪的邀请，于1950年3月满腔热情地回到了解放不久的北京，应聘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工作，此后一直在该校任教，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阅增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学系主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副主编兼综论主编等职。1996年10月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中国原生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

陈阅增是我国原生动物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生物学家。他在原生动物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其中，关于鞭毛虫吞食性营养的发现使陈阅增在国际原生动物学界获得了极高荣誉。

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就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研究了有尾草履虫的交配型问题。陈阅增利用在云南各地采集到的材料，区分了有尾草履虫的交配型，并证明这些交配型的分化是遗传的。这是关于交配型的一项有价值的早期研究工作。陈阅增还是最早将电子显微镜应用于原生动物研究的学者。在剑桥大学时，他不仅用电镜观察了一些原生动物的鞭毛结构，而且在电镜下观察了鞭毛的再生。他于1950年发表的《原生生物鞭毛结构》是用电镜研究原生动物的最早一批文献之一。

陈阅增在剑桥大学的主要研究工作是杆囊虫的生物学。在这项工作中，他精细的观察和巧妙的实验引起原生动物学家的普遍重视。一些研究成果，为国际原生动物学的权威著作所引用。例如，为了揭示杆囊虫鞭毛的结构，陈阅增用无机的蛋白质溶剂处理杆囊虫的鞭毛，发现鞭毛裂解成许多鞭毛丝，像刷子一样伸向各个方向。这一发现无疑是以后鞭毛微管系统9+1结构模式的先声。他利用形态学方法考察了食物代谢问题，发现杆囊虫吃了杏仁油时，细胞内染上的油滴在5-10小时内数目逐渐增加，而体积却不断减小。他指出，这种油滴是鞭毛虫消化杏仁油的产物经再合成而形成的脂类小滴。他观察到，杆囊虫消化稻米淀粉后出现卵圆形副淀粉颗粒，消化酪蛋白后出现油滴和副淀粉粒。这些观察结果对揭示食物代谢的生化历程是有意义的。他还研究了杆囊虫的趋化性，指出杆囊虫的趋化性在有性生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陈阅增在杆囊虫研究中，最大的突破是报道了鞭毛虫的一种吞食性营养方式。他详细记录了杆囊虫捕食不动的小生物的全过程。当杆囊虫的鞭毛碰到一个不动的眼虫时，鞭毛不停鞭打，其身体几经收缩又伸长，把眼虫吞进细胞内。陈阅增发现，杆囊虫用以吞食眼虫的是贮蓄囊下方另一个胞口。陈阅增的论文获得国际上原生动物学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他开辟了原生动物肉食性营养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80年代，陈阅增领导一个小组从事原生动物细胞学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对北京大学乃至全国原生动物细胞生物学研究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阅增以四膜虫为材料，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四膜虫的一个新种，命名为T.shanghaiensis，意即四膜虫上海种。在研究四膜虫有性生殖过程诱发机制中，陈阅增等人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线索。1983年，他们发现四膜虫饥饿时，能分泌一种有促进接合作用的物质，后来证明这种物质是分子量为1000—8000道尔顿的耐热的可透析肽类分子。

陈阅增还和其他研究人员以游仆虫DNA为材料，用电镜直观地证明染色体DNA端粒序列含有倒转重复序列。1990年，陈阅增等人研究了游仆虫接合生殖中老大核后碎块的去向问题。他们用电镜观察和新老大核DNA含量的测定证明，前人所见的老大核的碎块融合到新大核中去，不过是光学显微镜下的一种假象。他们证明，在接合过程中，老大核全部溶解消失。这项工作澄清了原生动物细胞学中的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陈阅增一生埋头于原生动物的基础研究，但当他的成果显示出某些应用价值时，他也重视将这些应用价值开发出来。例如，他曾和北京大学分校的金宗濂探索过将四膜虫作为一种营养学研究的动物模型的可能性。

毕生奉献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1956年至1983年，陈阅增教授历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主管教学等业务工作。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生物学系的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及师资培养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8年，陈阅增教授和生物学系同事们一起认真地研究了世界生命科学发展的动向，突破了学习苏联时形成的专业和学科框架，对生物学系的专业设置和学科结构进行了重新布局。陈阅增教授一方面主张应加强生物学系学生的数、理、化知识和实验训练，把生物化学放在生命科学重要的基础位置上。另一方面他认为，形态学、分类学等传统生物学科依然很重要，但要进入新的领域，研究新的问题，由此而重新建立起和当代生命科学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专业和学科框架。这次调整对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的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陈阅增教授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将之视为生物学系的生命线。他先后开设了无脊椎动物学、细胞学、普通生物学等课程。他讲课严谨、清晰而富有启发性，他一边讲课一边在黑板上绘出精美的图画，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而为了课堂上一幅一挥而就的精确的解剖图，在课前他要做十多次的练习。听他的讲课，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受到一种优良的学风、科学精神及探求真理的人格力量的熏陶和感染。

十年文革的动乱结束以后，他于1978年出任生物学系系主任，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在恢复和重建各个专业和教学秩序，组织教师进修等方面又做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并且在许多决策上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陈阅增教授在觉察到在教学中专业口径越分越细，基础训练越来越弱的倾向后，坚持主张培养学生的专业口径要宽，基础训练要厚实。他的这些看法集中体现在他开设普通生物学课的指导思想上。他认为，生命现象在高度的多样性后面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生物界是一个整体，在分子和细胞结构、遗传、发育和进化等方面存在着对生物界普遍适用的规律。他主张生物学系的学生应该系统地完整地掌握生物界的知识和这些普遍规律。为此，他先组织系内专家编写有关的生物学丛书，其后他又组织编写《普通生物学》教科书，经历了十余年寒暑修改，于199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2005年由吴相钰教授任主编，秉承陈阅增教授有关思想，组织编写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为了纪念陈阅增在普通生物学课程建设方面的贡献，第二版《普通生物学》被命名为《陈阅增普通生物学》，该书于2007年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名教授的高尚人格

陈阅增常说：“做一名教师，一要爱学生，二要爱科学。”这是他从教的座右铭。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陈先生都在实践着这个座右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1960年以后，北大生物学系本科从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大量增加数理化方面的课程和反映分子水平、细胞水平新型学科成就的专业课程，业务学习的难度显著增大。再加上适逢国家三年困难，学生营养不足，体力下降，学生中因课程不及格需要重修和留级的，和过去比显著地增多了。当时实行的是学期制，全系学生使用一个教学计划。学生留级，把他编到下一个年级去；需重修的课程，给他安排一个旁听课程的机会，确定一个重考的时间就可以了。然而，陈阅增却不是这样做的。他相信，每一位考取北大的学生都有搞好学习的愿望。现在考试不及格，特别是那些份量很重的主课考不及格，总是有原因的，可能是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障碍。这就不仅需要同学们自身继续努力，也需要系里给予一定的帮助。陈先生常常把同学找来，详细的了解情况，设身处地地为学生谋划如何克服困难，搞好学习。必要时，他就为同学制定一个个别的教学计划。让学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渡过难关，而避免陷入一步被动步步被动的局面。在“文革”前，生物学系的这种个别教学计划已累计达一百多份。如果不把一年级计算在内，平均5、6个同学中就有一位执行的是个别教学计划。 现在很难估计出有多少学生因为有了个别教学计划而顺利完成学业的，其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陈先生为一百多同学创造了比较宽松的学习条件，而把繁重的管理工作留给了自己，每年开学，他都要和其他老师为此付出艰巨的劳动。

60年代，在校学生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可以通过申请助学金来解决。如果学生的家庭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学校就很难帮助解决了。学生在校期间，家庭难免会发生某种变故，这对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常常使他们难于继续在学校学习。在那几年，每学期总有少数同学因家庭困难而申请休学或者申请退学。每逢遇到这样的事情，陈先生总是耐心地说服同学继续安心在校攻读，并常常慷慨解囊给同学以资助。而且不做任何记录，由于他常常以系里教师的名义给学生资助，陈先生到底资助了多少贫困学生，则更是无从查对了。根据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估计，1960年至1965年，陈先生资助的学生总有数十人之多。有些同学，他定期（一学期一次或二次）给予资助，一给就是几年。有人曾问过陈先生：“您家庭负担也不轻，资助这么多同学，您负担得了吗？”他说：“在我求学期间，也曾多次遇到困难，每次都是施今墨老先生给予资助才使我最后完成了学业，这一切使我终生难忘。今天，我做教师了，我的学生有了困难，我也要尽力予以帮助，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值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陈阅增任生物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综论编写组的主编。该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人物条目的组稿、审稿等方面的工作。1985年，生物学编辑委员会主任贝时璋先生向编辑部交代了两件事：第一，请陈阅增先生撰写生物学卷的正文前的专文《生物学》，第二，在人物条目中要有陈阅增。撰写专文《生物学》，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写作任务，落到谁的颈上都不轻松，陈先生把它承当下来了。但对于自己要进人物条目却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他十分诚恳地希望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大家也就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

陈阅增对事业殚思极虑，对家人充满深深地关爱。他母亲晚年瘫痪在床，他总是尽力给老人翻身，喂药，谈心给老人以慰籍。他的夫人晚年哮喘病严重，住院期间，他每天都去医院陪护，二位老人相濡以沫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身为北大名教授，逝世时却几无储蓄，后来得知他寄出很多汇款给困难的亲友和学生。他的人格魅力得到北大生物学系几代学生的赞扬和敬重。

（龙军老师根据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葛明德《怀念陈阅增老师》，葛明德、陈立滇、陈守良《陈阅增传》相关资料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