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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聪，1921年10月10日出生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仲家集的一个四世同堂的书香门第之家，家里人口众多，家境殷实。陈秉聪的祖父兄弟两人是清朝末年的文武秀才，其中大祖父是文秀才，在村里开办了一所小学，称之为第一模范小学，供家族内及十里八乡子弟读书，贫困家庭的学子免收学费。祖父是武秀才，在龙口市区经商，供养家人生活。陈秉聪的父亲在青岛医学院毕业后赴日本学习脑外科，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一直在青岛工作。

陈秉聪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且兴趣广泛，12岁小学毕业后，考取了离家30里外的县立初中。初中毕业后，因当地没有高中，陈秉聪又考取了青岛当时以德语教学为主的礼贤中学。这是一所由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教学严格著称，教师大部分是留德归来的。他在这里虽然只读了一年书，却在各方面尤其是德语学习方面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教德语的德籍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每堂课必先背诵，然后才讲授新课，且全用德语进行。因此他对当时学到的许多内容一直都铭刻于心。

“七七事变”就爆发后了，日军侵占华北大片土地，青岛也陷人一片混乱之中。他怀着绝不做亡国奴的强烈爱国热情决定放弃学习，奔赴后方参加抗日。由于他年仅16岁，因此亲朋建议还是该读书。于是他便考入当时西迁到西安的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二，后因战火蔓延，风陵渡吃紧，附中随西北临时大学迁到陕西城固古路坝，学生徒步随迁。

这个时期的学习和生活都很苦，并与家庭断绝音讯，生活全靠贷金。但由于老师水平高，教学方法生动，他各科学习都很有长进，学习成绩也属优良。毕业时，学生可以免试保送到西北师范学院（原北京师大）、西北医学院等院校，但在“科学救国”的感召下，陈秉聪考取了西南联大，因无路费只好就近转入与师大附中一壁之隔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机械系学习，该校由原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的工学院和焦作工学院合并而成。是一所实力雄厚的名牌学府，名教授多，但因正处抗战烽火之中，只能暂避于一个闭塞的山沟，挤住在当地天主教堂的统仓式房子里，信息不灵，设备简陋，生活来源仅靠当时政府发放的微薄贷金，十分艰苦。同学们白天穿着草鞋上课，晚上点的是用通心草为捻的菜油灯，黄豆大的火光若明若暗，但这些困难丝毫未影响到陈秉聪的求知欲望。

进入大学时，陈秉聪年仅18岁，是当时全班最年轻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封锁，购置教科书籍十分困难，即使能买到，因为当时都是采用外文教材，价格也十分昂贵，况且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只够维持吃饭，买书谈何容易！陈秉聪大学四年的书籍得益于高年级同学的帮助。除了与同班同学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外，陈秉聪还与一些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同学有着较密切联系。当时尚没有交叉学科、复合学科的概念，而陈秉聪通过与外专业同学的交往，拓宽了知识面，对以后的学业起到很大帮助。

陈秉聪牢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认真听讲、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从不盲从。有一次做微积分习题，由于陈秉聪采取了另外解法，受到助教的质疑，当陈秉聪作出说明后，受到了助教的夸奖和鼓励。这件事加强了陈秉聪博览课外读物、拓展知识面的信心。

大学时代陈秉聪与教授、老师联系比较多，尤其是他的导师内燃机专家潘承孝教授。在与他们的言谈中，他解决了学习中的许多问题，也奠定了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还得到了老师在生活上的帮助。教师的治学经历和方法、刻苦的钻研精神，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引导着陈秉聪前进的方向。为了祖国的前途和教育事业，有的教师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有的教师从优越条件的国外学成归来，来到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精神生活十分贫乏的山沟。这种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精神，使陈秉聪终身难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陈秉聪的导师教导他要辨证地去认识知识和创造之间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是互相依赖，不可偏废。这个教导使他终生受益。当时学工的都需要“计算尺”，但价格昂贵，一般流亡的学生买不起，陈秉聪这个穷学生当然更买不起。这时数学老师给他讲解计算尺的原理，鼓励他自己用硬纸板作了一个计算尺，四年来他一直都用自己制作的这把尺子来算题。这既解决了学习工具问题，也锻炼了思维能力。为了解决理、工科学生只懂数、理、化，不懂文、史、哲这一问题，陈秉聪旁听了学校特聘神学教授开设的“神学讲座”，红学教授开设的“红学讲座”及其他一些哲学讲座。

陈秉聪在大学最崇拜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他喜欢爱因斯坦说过的两句话：“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应当始终放在学习的首位，而不应当把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思想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它概括了一切，它推动着进步，是知识的源泉，严格的说，想象力是科研中的主要因素。”陈秉聪一直用这些话来鞭策自己要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陈秉聪的大学时代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在上课之余，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歌咏队、宣传队，宣传抗日战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二战爆发后，又参加了驱逐意大利教士走出教堂的活动，这些活动极大激发了陈秉聪的爱国热情，锻炼了认识社会的能力，也为以后所从事的事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求知报国

1943年夏，陈秉聪大学毕业，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这时正值抗日战争关键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依仗其“零式飞机”的优势对我国进行狂轰乱炸，无数无辜同胞惨死在敌机炸弹之下。“航空救国”这一响亮口号激励着陈秉聪，他决心在航空技术方面继续深造。此时，为培养自己国家的航空人才，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成立了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学生在当时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工学院等校毕业生中选拔。陈秉聪放弃了许多就业机会，毅然考入航空机械学校。该校分两个班，设备、师资都是全国一流的，陈秉聪如饥似渴地学习飞机发动机的修理、维护及设计课程。一年以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担任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见习员、军械长、机械长等职，终日与飞机打交道。

1945年为了加强航空队伍中的技术力量，陈秉聪考取了航空委员会赴美留学班，到美国陈留特空军机械学院研究班学习飞机空中修理技术及喷气式发动机理论和设计。喷气式发动机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他为了能多学一点东西，又同时到离学校不远的伊利诺洲立大学研究班就读。

1948年，陈秉聪获航空飞机工程师及硕士学位。留在美国还是回来？在这时，陈秉聪想到了破碎、困苦、贫穷的祖国，想到了祖国落后的航空事业，他怀着科学救国尽快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一腔热血，放弃了继续求学和优越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要向台湾撤退，对他这样的高级技术人员，国民党要求强行迁往台湾。但陈秉聪通过许多事实看清了他们的腐败政治本质，认识到共产党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是深得民心的，他决定拒绝赴台。为了躲避国民党对技术人员的大搜捕，陈秉聪以探亲的名义提早请假去澳门叔父家躲避。在澳门期间，有澳门汽车修配厂高薪聘请他做工程师，也有香港大学任教的邀请，但他想起自己坎坷的成长过程，想到中国累遭外人侵略的战乱苦难，想到在美期间中国人备受歧视的种种情景，想到家乡的父老兄弟，更想到祖国需要知识人才改变落后面貌，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到大陆。爱国心和责任感紧紧地维系着他，他日夜盼望着家乡的消息。终于有一天，陈秉聪收到父亲由青岛寄来的家书，家书上说“党的地下工作者田丹（小学同学）委托我动员你回来，你的好友仲曦东也有信希望你回来为祖国建设献力。”1949年4月，他怀着一颗爱国心回到了青岛，用开办工程服务社（包括化工、建筑、机械等方面）作为掩护，等待着青岛解放。6月初青岛终于解放了，他真正地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

建国后，陈秉聪在历次运动中经受了磨练与考验，但他始终坚持一条信念，就是“相信党、相信科学、坚持真理。”。他不仅没有被苦难打倒，反而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杰出的成就。

硕果累累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陈秉聪围绕地面机械在软地面（包括水田、沼泽地、滩涂、沙漠等）通过性差甚至无法行驶和在土壤等物料中粘附严重甚至无法工作的两大难题，开展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1980年以来共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专著4部，获部级科研奖和国际发明奖3项。为了解决我国水田的机械化问题，进一步探索水田行走机械与土壤相互作用的关系，陈秉聪1956年与拖拉机研究所的邓卓荣高工及相关技术人员赴南京水田做了相关实验。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发现在水田做实验非常困难。土壤中空气、水分、沙土构成成分复杂，土壤性质变化多，难以预测实物设计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而模型可固定好多因素，只考虑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于是，陈秉聪于上世纪60年代初，首次提出把航空、船舶中已成熟的“相似理论与模型试验方法”应用于探讨土壤与拖拉机行走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国内农机行业中建立了第一个模型实验土槽。并通过实验找出了复杂的土壤介质与模型试验中产生畸变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土槽中模型试验的“可转换原理”。这一创举不仅填补了我国在土壤介质的模型试验理论和技术上的空白，而且使模型试验方法在农机、拖拉机的应用中走上了世界前列。

但随着所谓“拔白旗运动”开始，什么“白专道路”、“白旗”，什么“草包”、“理论脱离实际”等一大堆帽子铺天盖地而来，陈秉聪都没放在心上，依然认真授课，为祖国培养人材。“文革”开始了，陈秉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土槽和模型被砸，并被关押近3年，陈秉聪经残酷批斗后的腿浮肿发炎，几乎残废。1972年1月，他下放两年后回校，在吉林工大建立起国内一流的土壤——拖拉机系统实验室，继续搞拖拉机水田行走机构的研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在此期间，他先后提出半步行、仿生步行和仿生脱附理论，奠定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并率领有关人员多次赴宁夏银川做半步行轮的田间试验。

陈秉聪主持研究的“半步行水田轮”将动物步行原理应用在水田轮行走机械设计中，有效地解决了轮式拖拉机难以下水田的问题。此项成果已广泛应用在我国宁夏农村，1987年获吉林省科学大会奖，为解决国内水田拖拉机行走机械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国内松软土壤不仅有水田，还有沼泽地、滩涂、沙漠等，这些地带不仅在农业发展上具有开垦价值，而且大多数蕴藏着石油等资源。而这些地带的车辆通过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根据多年科研经验，陈秉聪提出“非常规行走机械”的研究系列，并在“半步行水田轮”的成果基础上，相继进行了“叶片垂直入土的水田轮”研究和“步行机耕船”的研究，为了解决“半步行水田轮”在硬路面上行驶的振动问题，进行“可转换半步行轮”的研究以及仿牛马行走的步行车辆研究等。陈秉聪的课题组研究发明的可伸缩的“机械传动式步行轮”不仅具有半步行轮的优势，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硬路面上半步行轮行驶有振动的问题，在水田作业比普通水田轮提高牵引效率23%左右，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此项发明曾获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银奖，1987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陈秉聪还在此基础上提出“步行轮气垫车”的概念，以进一步解决油田车辆行走问题。陈秉聪编著的《土壤—车辆系统力学》、《步行车辆理论与脚踝设计》和《车辆行走机构形态学及仿生减粘脱土理论》等专著为国内首次版本，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理论结晶。

在国际上，陈秉聪开辟了“地面机械仿生技术”跨学科的新研究方向，为上述两大难题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展现了新的广阔前景。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脱土机械的仿生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甲等）二等奖。支持研制的仿生功能材料和技术已用在多种关键部件上；部分产品在“吉林省地面机械仿生技术与仿生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内投入中试，建有两个中试工厂，产品达10余种。他在该领域曾负责重要课题16项，其中国家教委博士基金4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一项863，两项重点）；负责的资助强度60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松软地面仿生机械的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的研究，已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了鉴定。

国际交流

1978年，陈秉聪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聆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当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他的热泪夺眶而出，心中欢呼，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1979年，祖国大门刚刚向国外打开，第一机械工业部首批派团赴美考察，陈秉聪随团参观美国的部分汽车、农机等有关的工厂、科研单位和多所大学，发现这些年来我国在科技、教育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这激发了他努力学习吸收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经比较也客观地肯定了我们自己科研工作的成就，增强了信心。为更好的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在国家的支持下，陈秉聪赴日考察归来后，邀请日本京都大学田中孝等6位教授来吉林工大举办地面力学讲座，同时吸收我国各地有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来校听讲。此次活动，除了帮助我国地面机器系统工作者了解当时国外新成果和新的研究方向外，还起到团结分散在各行业的地面力学工作者的作用，为建立我国地面机器学科打下基础。此后多次邀请美、英、德等国知名专家来我国讲学，并派出科研人员到国外有关单位学习。1981年秋，陈秉聪建议在北京农业机械研究院召开“地面机器系统学会筹备会”，并于1982年在无锡正式成立。陈秉聪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参加会议的有老中青三代的专家学者近100人，会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学会工作中，陈秉聪一再强调学会工作不仅要推动地面力学理论的发展，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1984年访美归来后，陈秉聪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研究起草两份报告，组织全国各系统有关专家、学者同心协力解决有关近海石油地面机器系统的工作和部队越野作战车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使我国地面机器系统的科研工作走向世界，陈秉聪与当时日本地面力学学会会长，国际地面车辆系统学会亚洲地区负责人田中孝教授共同研究决定，并经国际车辆系统学会的同意，在北京和长春分别召开第一、二届亚太地区国际地面车辆系统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国际专家有国际地面车辆系统学会主席，德国的K.J.Melzer，英国的M.J.Dwyer，亚太地区主席、日本的M.Kitano，德国的H.Schwanghart。并于1996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届世界国际地面车辆系统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成功地把我国地面机器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亚洲和世界面前。为我国的地面机器系统的研究人员，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

献身教育

陈秉聪一生在教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初期，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张协和就邀请陈秉聪去济南筹备山东工学院（原山东工业大学，现山东大学）。在既无师资又无设备，学校在国内也不知名的情况下，陈秉聪四处奔波，到上海购置设备，到处聘请教师。1950年7月，山东工学院正式成立。陈秉聪担任自动车系副主任（无主任）。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实行半供给制，国家发给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工资按小米价发放，每月300斤小米。1953年，第一批毕业生分配到东北第一汽车制造厂，成为共和国首批地面车辆专业人才。

从1954年开始，第一机械工业部把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和山东工学院的车辆专业全体师生员工统一调配到东北，组成吉林工业大学（原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现吉林大学）。陈秉聪担任汽车拖拉机系副教授兼副主任。当时，中国拖拉机科技教育还是一片空白。从国内实际需要出发，陈秉聪放弃了航空和汽车专业，带领系内员工，组建了拖拉机专业。他从编写教材开始，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专业实验室和实物教学资料室。建校初期，由于拖拉机人才奇缺，陈秉聪组织教师进修班，请苏联专家巴尔斯基讲授“拖拉机设计”，陈秉聪讲授“拖拉机理论”。当时共培训了本校和全国该专业教师30余名，返校后均成为该专业骨干。在工作中，陈秉聪尽可能让中、青年教师有锻炼机会，使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在职称评定中，不拘一格地提拔中、青年教师，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国内外知名教授。在几十年来的教学生涯中，陈秉聪培养了农机拖拉机专业本科生5000余人。由陈秉聪编著的《拖拉机理论》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仍是国内高等农机院校的通用教材。

1961年，陈秉聪招收和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起，陈秉聪担任吉林工大副校长，主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经各方面的积极工作和准备，使学校硕士点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28个，博士点由4个增加到10个。1987年学校被国家教委认定为本学科内的惟一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并于1989年批准成立博士后流动站。1995年陈秉聪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8年9月1日，陈秉聪先生在长春驾鹤西行。祖国和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王晓菁老师根据陈秉聪先生网上纪念馆http://www.eeloves.com/147129相关材料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