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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骏祥1910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镇江。祖父是晚清举人，外祖父曾任翰林，当学台，家境殷实。张骏祥的父亲是个秀才，曾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又参加了镇江的光复起义。

张骏祥七岁开始在私塾先生的辅导下攻读《论语》、《左传》一类古典文学，九岁进入江苏会馆办的小学念高小，十二岁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张骏祥早慧，智商极高，学习又相当勤奋，在中小学里就出类拔萃，中学毕业前他还和同学合作翻译了俄国小说《红笑》，并时有诗歌创作在报纸副刊上发表。

1927年，张骏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涉猎西方文学史，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张骏祥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在清华大学的后两年，张骏祥对西洋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攻读了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等戏剧大师的作品。1931年，张骏祥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留在清华大学当戏剧家王文显先生的助教。其后五年间，他潜心研究西洋戏剧，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张骏祥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毕业时获硕士学位，随即远涉重洋，返回硝烟弥漫中的祖国。

1939年秋，他应聘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授导演、舞台美术，并先后导演了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则》。1941年初赴重庆，先后主持中青剧社和中电剧团，同时为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和神鹰剧团导演了《边城故事》、《安魂曲》、《柔密欧和幽利叶》、《牛郎织女》、《大渡河》等剧，并创作了《山城故事》、《美国大总统》、《小城故事》、《万世师表》等话剧剧本；翻译了《好望号》、《审判日》、《吾土吾民》、《富贵浮云》、《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等话剧、电影剧本。

其间，他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导演理论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A.狄恩的导演理论，并有所丰富和发展。他导演的话剧，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具有结构严谨、节奏流畅、形象鲜明和舞台各部门配合协调的特点。他在抗战时期的话剧活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禀赋和才华，以及精雕细琢、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给文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于1947年转入电影界，先后在中电一厂、二厂编导了喜剧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以强烈的对比和辛辣的讽刺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劫收”掠夺的丑恶现实，受到当时进步舆论的注目。

1948年，由于他不满“中电”当局对创作的蛮横干涉，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永华影片公司导演了《火葬》。1949年4月北上，不久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迎来了他创作的崭新时期。

建国后，他除担任繁重的行政、艺术领导工作外，先后改编和创作了《胜利重逢》（1954）、《鸡毛信》（1954）、《新安江上》（1958）、《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集体）；导演了《翠岗红旗》（1951）、《淮上人家》（1954）、《燎原》（与顾而已合作）、《白求恩大夫》（1964、编导、剧本和赵拓合作）、《大泽龙蛇》（1982）和编导了大型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1965）。这些作品洋溢着饱满的热情，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表现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

《翠岗红旗》是他在新中国执导的第一部影片，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朴实的演员表演，成功地塑造了红军家属向五儿的形象，这部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鸡毛信》是他根据华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他按照儿童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刻划了海娃机智勇敢、粗中有细和乐观开朗的性格；《燎原》以强烈明快的节奏，层层迭进的情节，表现了工人运动的磅礴气势，具有史诗的特色；《白求恩大夫》以其纯净流畅的蒙太奇语言，凝重严谨的韵律和驾驭独特情节的能力，使影片成为中国人物传记片中的佼佼者，堪称他的代表作。

张骏祥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力求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在表现形式上，他不拘一格，根据内容的需要，既采用戏剧式的结构，也采用纪录性强、抒情色彩浓的叙事方式。无论运用何种形式，他都保持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追求严谨、明快、质朴的艺术风格。

在电影理论方面，他也颇多建树，出版了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和《影事琐议》。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发表意见，撰写文章，强调电影的文学性，要体现文学价值，引起较大的反响。他还致力于电影基础理论建设，由他主编的《中国电影大辞典》，于1995年10月问世，填补了中国没有一部比较完全、系统的电影辞典的空白。

建国后，他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校长等职。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十年动乱中，张骏祥惨遭迫害，先后在监狱和劳动审查中度过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他以更大的热情执著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他那广博的才学，严谨的作风，刚直、坦荡的性格为影界同仁所敬仰。

“艺术为媒”异域结缘

1951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出国代表团，团里人才济济，云集了我国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团长是丁西林，成员有郑振铎、冯友兰、吴作人、李一氓等。一向关心文艺的周总理很重视这次访问，对代表团带去的每一位成员的讲稿、每一张展出的图片都亲自仔细审阅。代表团从北京出发，途经武汉、广州，再进入印度、缅甸，前后历时半年多时间，光在船上就渡过了几个星期。

代表团里有一位当时著名的年轻女音乐家周小燕。周小燕性格开朗、直爽，她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演唱会上声誉鹊起，被誉为“中国之莺”。当她看到代表团里有一个风度翩翩的艺术家，沉默寡言，说的少，干的多，但出言不凡、学识渊博时，顿时被他的风采吸引住了。经介绍，才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电影家，名叫张骏祥。两人就在这条出访的船上认识了。几个星期下来，傍着船舷，观赏着海浪飞溅、潮起潮落，两人越说越投机。印度最南端的翠纹谷海滨留下了他们的絮语，总统府圆柱前留下了他们的合影，泰戈尔创办的大学――香廷尼克前留下了他们的笑靥，缅甸仰光的大金塔前留下了他们的欢乐，两颗艺术家的心渐渐贴近，出访回国后不久他们就结为伉俪。

事后文艺界纷纷传说，是周总理牵线作媒，使他们结为秦晋之好。周小燕说，总理和邓大姐当年很关心这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这倒是真的。不过，总理并没有当他们的红娘，而是在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这个新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里，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

爱侣身兼严师益友

和张骏祥来往的多半是北大、暨大、清华等高校的学者教授，还有作家陈白尘、吴祖光，书画家吴作人等一大批挚友。他们个个学识超群，品格高尚。张骏祥先生待人中肯，工作严谨，责任感极强，这一切使周小燕十分满意。

不久，张骏祥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案头上堆满了等待他审查的电影剧本，常常有一尺多高。往往看完了这一摞本子，低下去的剧本堆得又高起来了。张骏祥点着香烟提神，几乎仔细批阅每一个剧本。看到不满意处摇头叹息，看到好本子情不自禁拍案叫好。他的廉洁奉公的精神也使周小燕十分感动。作为局长，他常常要审看样片和参考资料片。有些外国片周小燕也想看，几次提出来，张骏祥总是说，我看片子是工作，你虽然也是艺术家，但作为我的家属，就不要去看了罢，否则别人会怎么说？

张骏祥既是严谨的，也是幽默的。还是在第一次出访期间，吴作人分别为张、周两人画了许多水墨画――一个个可爱的象。婚后，他又送了一幅双象画给夫妇俩作为新婚贺礼。画上，一头伟岸的大象旁依偎着一头活跃的小象。周小燕忍不住指着画对丈夫说：“你看，那头严肃的雄象多象你，而那头活泼的小象正似我。”张骏祥说：“是啊，小象一得意就常会翘尾巴呢。”周小燕听懂了张骏祥带有调侃、寓意深长的提醒，从此做事待人更兢兢业业，谨慎小心了。

作为著名导演的张骏祥，婚后有一半时间在拍片。《翠岗红旗》、《淮上人家》、《燎原》、《白求恩大夫》、《大庆战歌》、《大泽龙蛇》等脍炙人口的每一部影片都浸润着他的心血。这期间，周小燕也常常出访，于是结婚40多年，呆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很多。往往是周小燕在家，张骏祥却去外景地拍片了；好不容易他回家，周小燕却又有出访任务出国了。但他俩相处得非常和睦，家庭生活十分温馨、幸福。至今周教授回忆起这一段日子，还深有感触地说，也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两人都格外珍惜。尤其是周小燕，她觉得这一生中张骏祥对她来说是真正的良师益友，或者说是严师爱侣。

张骏祥最后的日子：处处想着他人和国家

1989年，曾培养了鞠秀芳、刘捷、张建一、高曼华、顾欣等世界著名的声乐家的周教授在市领导和音乐学院领导的关心下，创建了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这个中心一无场地、二无经费，一切要靠自己四出张罗、奔走呼号。最初，作为丈夫的张骏祥颇为担忧的对她说：“搞中心肯定是艰难的，我以前也搞过剧团，深有体会。你一个女同志，干得了吗？”但看到妻子矢志不渝的劲头，他忍不住抱着病体，帮她审看演出本，策划运筹，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当年经营话剧团的经验和教训，这一切使周小燕觉得事业上有了后盾。

80年代后期，张骏祥离休后，因多年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渐渐地行动不便。可是他总不肯住院治疗。他内疚地说：“我现在等于是一个报废的人了，不能为党和国家工作，反而要花国家这么多医药费来治病……”在周教授催促和电影局领导的再三关怀下，才勉强住院治疗。每次刚经治疗病体恢复出院不久，就又需重新住进医院。最后一次住院，是在血压降到了40多硬被劝说才进院治疗的，这一住就是4个半月。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学生黄祖模带了食品来看望老师，张骏祥已是奄奄一息，不思饮食，三天内仅吃下了十几块饼干。临终前，他对周小燕说：“我留了遗嘱在家里的抽屉里。”他的遗嘱里强调死后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市广电局的领导觉得这样不太合适。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按老局长的遗嘱办，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于是采取变通的办法，在张骏祥先生逝世后，于1996年11月24日举行隆重的送行会。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暇赶来，还有一大批张先生的影迷从四面八方赶来。张骏祥的学生、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老院长任德耀自己卧病不起，仍托人专程送来了挽联和鲜花。张骏祥的学生、著名影评家梅朵来了，导演黄祖模、李歇浦也来了。不少文艺界的同事纷纷自发赶来为老艺术家送行，其中著名作家柯灵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鞠躬尽瘁，效联骚驰骋纵横，才高八斗。

长歌当哭，痛影坛老成凋谢，又失斯人。

在送行会那天，连以前为老局长开车的司机小陈，也在张先生的灵前哭得泣不成声。

周小燕感叹地说：“文革”中，有人批斗张骏祥，说他是法西斯导演，我担心他以往做事过于认真，人缘会不好，现在一看到这种情景，想不到大家对他这般崇敬。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现在，周小燕已渐渐从悲恸中走出来，她觉得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是把他未竟的文艺事业继续下去。为此，她还要为歌剧中心尽力，为严肃音乐呐喊。她觉得张骏祥先生的在天之灵似乎在督促她，在鼓励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