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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慈庚，字霁春，1910年3月1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定县钮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降生的阴历月日和母亲相同，所以取名慈庚。祖父赵静庵童年失怙，知难善筹，几十年勤俭耕织，争得家境粗足。他喜欢读书，但孤苦伶仃不能如愿。及至壮年，人丁渐旺，便希望这个家以耕读相传，舍着一切让长子步云读书。步云先生字凌霄，刚进秀才而满清逊位，遂辍学从教。不幸四五年后积劳病胃，撤帐回家。于是全家把希望寄托在幼年的慈庚身上。

赵慈庚5岁时父亲告归，便伴着药炉教子读书，督责甚严。每天新课不多，但是无论冬夏或逢年过节不许一日间断，一定要儿子把规定的功课读完背会才能出去玩。

农家生活是清苦的。夏天，在院内树荫下支块木板就是课桌。秋天，地头看庄稼的窝铺就是课堂。冬天，在凉炕上用棉被裹住双腿就琅琅读书。磨好了墨，不一会就结冰，写不了两行字，毛笔尖就冻住了，要不停地哈气嘘笔才能写下去。就在这样的苦境中，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小学国文课本七册，插入本村国民小学学习。

1924年，在县城的高小毕业后，赵慈庚同时考取了两所中学。按照父亲的意见，他上了设在本县的省立第九中学。

少年时期的赵慈庚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他自己回忆说：“中学时期的生活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好像自己能力很大，觉得没有不能做的事。也确实做了不少事。”他对数学最感兴趣。作业一题不缺地做，尤其觉得证几何题是一种享受。他的国文在班上是最好的，英文也是优等。正课已经很忙，但还喜欢画画、音乐。学校的课外活动有各种学会，他主要参加数理化学会，并主持这个学会两年之久。请人讲演、刻写讲义，制作图表，每周花的时间不少于20小时。为此，1927年学年结束时，学校发给他一张褒奖状。

军阀混战殃及学校。他们这届学生延至1929年1月才毕业。由于家境不裕，赵慈庚只得就业。开始，他留校当书记，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的老师郑洁泉先生劝他说：“一个人活一辈子，酸甜苦辣咸的滋味都要尝尝。书记这个工作没什么味道，还是找有味的工作好点！”于是，他只当了7天书记便毅然辞掉，到农村当一名待遇较低的小学教师。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升学深造的愿望。这年6月底，已经有许多同学去北平考学。7月初有一位姓边的同学，动身之前故意留给他一封带着善意的信，说：“您不考大学就是没出息。”激动之下，他借了30块银元，加上几个月积存的薪金，背着父亲和祖父去北平赶考了。

他深知自己没有从政经商的能力，只能学得一技之长，日后参与实地工作。他很愿意学工，所以先报考北洋工学院。转而一想，自己不大喜欢洋人文化，而且家庭经济力量薄弱，于是投考花费较少的北平师范大学。那年报考师大的学生2000余人，而录取名额只有120名。赵慈庚对自己的学业有充分的信心，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复试，被师大录取为理预科学生。在最后口试时，主考人第一句就问他：“你愿意教书？”他回答：“愿意。”“那一辈子教书？”“我愿意一辈子教书。”果然，他毕业后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入学后，从未见过的图书馆耸立在他眼前，鉴于自己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恨不得把书库的书读完。他猛然觉得书里的知识比画画、唱歌一类技艺重要得多，于是放弃了旧日的爱好，专心刻苦读书。第一年选课竟达每周37小时。每天上课之外，便在图书馆做作业。十分疲劳时就下楼散散步。半年时间作业本叠在一起将近一尺厚。这样坚持了一年，便得了失眠症。暑假回家父亲要从思想上给他治病，让他读《庄子》。这和他喜爱的数学是大相径庭的，但父命不敢违，只好耐着性子读下去。经过一个时期后，他也确实领会了《庄子》的一部分精神，把名利看得很淡。为了追求知识，他仍奋力读书。

在那时，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无论如何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即使是花费较少的师范大学也上不起。升入数学系本科以后，赵慈庚就在师大群化预备学校兼做数学教员。这所学校是师大学生业余办的补习学校。他们在这里一者可练习教书，二者对经济不无小补。后来他又到私立中学兼课。这样半工半读就解决了全部的生活费用。

1934年，赵慈庚到了三年级，又开始为他的老师傅种孙执砚墨役，每月得润笔20元。傅先生所著“高中平面几何”二、三两版的制图、校对等工作，主要由赵慈庚担负。他还常代傅先生答覆外地请教几何问题的来信。傅先生住在师大附近，时常派个小孩子把这种信送来，有时还是晚上八九点钟。于是必须连夜解答，誊清后第二天交给傅先生签名付邮。

1935年赵慈庚以优异成绩在师大数学系毕业，经教育系主任李湘宸推荐，到河北省立泊镇师范作数学教员。他初入社会颇有雄心，想让自己教的学生高人一头。他以为自己的志趣即他人之所乐，因此在教学上花了很大气力。然而，师范学生关心的是小学教育，学校注重的是传授教学方法，不重视数学理论，所以劳而无功。1936年暑假，经傅种孙推荐，转入师大附中。泊镇师范的校长责备傅先生拆台失义。傅先生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说：“30年后请您再看赵君的成就，那时您会原谅我今天的唐突！”

赵慈庚大学毕业时给自己立下誓言：“社会虽恶劣，必入其中而不陷焉；学问无止境，必百忙中而不辍焉。”对于泊镇的一年，他回忆说：“读书之志有余，而潜心之时良少。何则？同事比邻居，瀹茗清叙，于德无损，于事无益，而来者难拒。时光如此消磨，亦殊可惜。”迨回北平，寓于算学丛刻社之书库院(和平门外西河沿185号)，除一老工友外，晚间别无第三人，一壶开水，几个烧饼就是一顿晚饭，只有同学闵嗣鹤是常客，确实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与师大附中共患难

芦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教育界爱国人士陆续撤往后方。赵慈庚于8月中旬绕道回乡。9月下旬又只身离家，经太原、潼关，于10月初到西安。到了这里才知道，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不久，原北平师大附中的18位教师先后西来，受命立即招生，重建学校。经多方奔走借得西安东大街玄风桥22号张学良卫队的旧营房50余间做校舍。学校定名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高中部。这18位教师有的去筹划教学设备，有的办理招生工作。当时敌机频来轰炸，于是试场规则有一条是“如遇空袭警报，考生将试卷留置桌上，由监考人率队赴防空洞，不得交头接耳”。借着师大附中旧有的声誉，报考的人很多，能上榜的200余人多属英才。他们多半是战区流亡来的，都有爱国思乡、奋发图强的意志，学习十分刻苦。18位教师为伤时忧国、抛妻别子跋涉西来，未及喘息即焚膏继晷开帐授课。这样的教师、这样的学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

赵慈庚对学生学习的自觉性感触良深。他回忆道：“我授课时，觉得学生好像电灯，刚一按钮就亮了，不需督促，个个把作业完成得很好，和以前的教学工作大不相同了。”

临时大学于1938年步行穿过秦岭迁到汉中，奉教育部命令，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开凿川陕公路的工程师赵祖康工于楷书，沿途山崖有许多他的石刻题字。那时公路还待铺上一层石渣。每隔六七里便有一组工人席地而坐，挥着铁锤砸石子。赵慈庚在迁校路上很有感触地对同伴说：“几百年后，人们会指着山崖上的题字说公路是赵祖康修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砸石子的工人，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啊！中学教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汉中，高中部借用城固县城南40里古路坝的天主教堂一部分房屋为校舍。古路坝是巴山北麓一小块平地。天主教堂建在中央的山岗上，稻田环绕，水声淙淙，环境幽雅。学校在这里住了16个月。1938年秋，学校添了初中班，改称联大附中。1939年春季，随着师大的独立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到了暑假又从古路坝迁到城固东关外关帝庙新建的校舍。教室和宿舍都是草房，每个教师一张竹方桌、两把竹椅、一副床板、一盏油灯，便是全部家具。由于通货膨胀，教师生活日渐艰苦，尤其是1939年，一个中学教员的月薪大约只能买100个馍，1940年增加了米贴才免于饿饭。然而，这里的教学工作却异常活泼。国难中的学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面勤奋地读书，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通衢贴壁报、演话剧，宣传抗战。在课业方面，也学得十分出色。学校西迁以来，他们在历年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没有落第的，而且多数人考取两所大学。所以1941年教育部颁发一个奖轴，题字是“启迪有方”。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延安或抗日斗争的前线，成为中国人民抗战解放事业的骨干；有的学生继续深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工程师、医生和艺术家。

旧时中国的教师是不稳定的自由职业，但是附中的教员，历来都从师大毕业生中择优留用，几十年间不曾解聘教员。这里的教员没有职业恐慌，授课有很大的自主权，课本都由教员选定，部颁课程标准所列内容，只要安排合理，可以任意变更次序。肯用点时间的话，自编讲义，学校无不欢迎。教员们当然也顾惜名节，自知奋勉。由于学生素质好，赵慈庚便编写补充教材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以后又在补充教材的基础上自编了一部平面解析几何，体系与流行教本不同，可惜抗战期间出版困难，未能问世。

赵慈庚教学极为认真，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逻辑严密自不待言，小至图形的点线位置，大至解题证题的结构层次都在要求之列。时过40多年，学生们说到他当年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时，无不肃然起敬。严格要求别人，必先严于律己，赵慈庚自己的进修工作也坚毅过人。午睡两小时后坐下就读书，到晚饭时停止，饭后散步一小时，晚自习时到教室巡回一遍，回来后青灯黄卷到凌晨两点才就寝，7点半又起床。这样劳累了两年，便酿成50年不愈的胃病。当时这种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在附中教员中是普遍的。1940年春节，教师们在各班参加留校同学的同乐会后，回到自己的草房坐下来照常读书。夜12点后，赵慈庚到室外想把胀昏的头脑冷静一下，这时另一位老师也从室内捧着茶杯走过来。对他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夜里，城固的人都睡了，唯有我们这10间草房的灯全亮着！”这就是当时附中教员的生活。赵慈庚常说，自己才不过中人，能够粗有所成，全是苦中得来。

1939年他开始在大学先修班兼课，这年暑假后，在西北医学院兼任讲师。1942年应西北工学院之聘任数学讲师，1945年升副教授。次年10月临时赴兰州西北师院执教半年。1947年春，由兰州回西北工业大学。学期末，西北大学和北洋大学数学系都来邀请。远在英国进修的傅种孙先生听说之后立即致函师大校长，要求尽快聘请赵慈庚。于是1948年1月，赵慈庚返回北平就职。

道德可风的教育家

赵慈庚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且多才多艺。读高小时学笛萧，初中时学弦乐、唱昆曲，还用许多时间学国画。他平时爱菊，所以善画菊，老来年年种菊。31岁胃病严重时，为了排遣忧闷，重习画功，在汉中生活的8年里留下了许多素描和水彩画。这些画记录了川陕一带的风土人情。他喜爱大自然，“游名山大川养浩然正气”。尽管困苦潦倒，每到一地必定要游其名胜古迹。泰山、峨眉山、都江堰、青海的塔儿寺、陕西的华山，都有他的足迹。50年代，他还利用假期游览了青岛、杭州、苏州、庐山、黄山等地。他曾说：“看了大山使人心神稳健，能感发坚持精神；登绝顶一望平畴，能顿时消除积年块磊；瀑布代人泄忿，清漪添人和气。几声骂鸣把思想引上静谧的碧空，一阵幽香使脚步移向温暖的花乡。心里存下这种天趣，能抛却层层缠绕的伤怀琐事，能平步大大小小的坎坷泥潭。”这种对大自然的皈依是他战胜艰难疾病的主要原因。

他的父亲本不想让他专攻数学，少年时期给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文学基础。所以，他每到一个班，总是国文科的案首。后来虽专攻数学，而始终没有丢掉这点功底，不时写些小品。解放前积累了200余篇。他每次游览归来，都用古文写一篇游记，往往把世故人情寓于登临观赏之中，隽永而有深趣，流利的文笔耐人寻味。解放以后，随着时代改用语体，即便是数学小品，中学生们都欣赏他的文字，而不仅是数学内容。他为傅种孙和闵嗣鹤写的生平事略，语言简洁，文情并茂，使二位先生的道德学问跃然纸上。可惜的是，解放前写的文艺小品都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

赵慈庚生长在小康的农家，读书的十几年中，暑假回家参加一部分农田劳动，深知物力艰难。因此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童年时过春节，大人给换件新袄，他总觉得有点羞怯。建国以后，他和夫人都是教授，工资收入比较高，但全家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当时家庭环境好的学生多半不愿在学校入伙，他的女儿却认为学校的饭比家里的好吃。他对子女要求甚严，屡次告诫她们不要为物欲所蔽，过分逸豫不仅泯人意志，也会使身体柔弱。

平时他把金钱看得很轻，把情谊看得很重。对亲友、对集体、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他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亲友、学生以及家乡旧契，凡有所需，无不慷慨相助。叔叔、堂姐妹家就更不必说了。大姐活了94岁，她的儿子由赵慈庚供其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赵慈庚在经济上接济这位姐姐和姐夫直至寿终。“文革”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时，除了几千册藏书和简单的旧家具之外，别无长物，造反派深以为怪。

对来信、来访或求教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中学生，无论问题多么浅显，他都郑重其事地予以解答，从不摆教授的架子。有些学生，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托他在京买书，他都奔走代办。这些琐事占用他很多时间，子女劝他不必如此认真，他却认真地说：“人家信任我，才托我办事，我能让人家失望吗？”

1986年赵慈庚退休了，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但仍在发挥余热。除了整理自己的文稿外，他还用大量时间为中青年教师审核或修改论著。他对此事又特别认真，一丝不苟，订讹勘误，就像对待自己的作品那样。年近80的老人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常说：“我这个人有点傻，利害关头不知趋避。”他上初中三年级时，冬天晚自习的中间休息时间，同学们围在火炉边说说笑笑。铁炉的一条腿上的螺钉脱落了。铁炉不知被谁碰了一下，訇然倒地。同学们四散而去，无人承认碰这炉子。赵慈庚是值周生，便自己承担责任，向学校报告。他代人受过，接受处分。“反右”时期，傅种孙被定为“极右”分子之后，大会小会，天天声讨；大字报、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有人劝赵慈庚也发言批判。他用劝善的态度只简单地讲过一次话，再没有第二次表示。他想的是自己追随傅先生20多年，到师大任教又是傅先生邀来的，难道当众骂他一顿就算和他决裂了吗？既然如此，又何必装模作样给人看呢！以形役心，在他的思想里是不容存在的。避害趋利，人之常情，然而他在邪正关头决不苟且。言由理出，行以义始，从不知逢迎阿谀为何事！

童年的家教使他的性格偏于拘谨。可能是长辈管教偏多，他好像疏于人事，显得有些呆。他明知自己有呆气，但还要这样呆下去。1990年他已80大寿。他概括地回忆说：“平生百无一长。所堪自信者，律身唯一勤字，持家唯一俭字，处世待人唯厚与恕，此皆父祖之所勖，亦愿以勖吾子弟。”在他四五岁时，冬夜漫漫，母亲让他钻进被窝，然后拿起针线，一边缝纫一边讲劝善惩恶的故事。她总把话题归结到“吃亏让人”上去。母亲告诫他说：“若想做成一点事，必须吃苦耐劳”，“人生来不是要享福的，而是要做活的”。在走向社会后50多年人事磋跌之中，他始终不忘母亲的教诲。严格、淳朴的家教，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他自己的毅力，织成了他忠厚、正直、守廉、坚韧的性格，呆头呆脑地在白笔、黑板之间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给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不愧是一位道德可风的数学教育家。

（节选自马彤军、白尚恕著《赵慈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