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光直（1931—2001），1943-1946年就读于师大附中。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崇高地位。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最热心地促进中国和西方考古学界进行交流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平芳先生评价说：“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为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光直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纪念张光直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贡献。”
生活在北京的“番薯人”
张光直在他早年生活自述中，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之所以叫番薯人，那是因为公元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在黄海及刘公岛海战中失利，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称们自己为“番薯人”。 可张光直这个番薯人，却出生在北京。
16岁之前，张光直一直随着父亲张我军生活在旧北京。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本是台湾台北县板桥乡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只身北上读书、工作，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直到台湾光复的1946年才回到故乡台湾。张我军是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回到台湾后，张我军利用所工作的《台湾民报》，介绍大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革命主张，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台湾人为了民族尊严，只好在各地创设诗社，以集会作诗为掩护，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不过，当年所有的诗作都是古风、律诗和绝句，到《乱都之恋》出版后，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由于从小生在、长在北京，张光直能说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并且一生都对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怀念情怀。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煎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12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集王羲之字的《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印刷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冰冷的水里沿着护城河往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女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
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在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的生活。由于品学兼优，从师大附小到师大附中、从附中初中到高中，张光直都是被保送的。尤其让他骄傲的是，师大附中是公认的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初一开始他结识了一生的好朋友温景昆。1946年家人回台定居时，他本来舍不得离开师大附中，但因为生病功课落了一大截，只好随家人返台。在《番薯的故事里》，张光直先生在回北京的生活时深情地提到：“不能忘记师大附中的校歌：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他的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并为此竭心尽力，奔走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各地，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投身考古人类学
从小就学习优异的张光直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跟随家人回到了台湾，在台湾著名的建国中学读高中。他的优秀学识迅速得到大家公认。受当时一位大陆去的魅力非凡的中文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在北京生活的那段背景，张光直的身上有着在那一代大陆青年身上可看見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勇气。1949年4月6日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发动了镇压台北教育新闻界的所谓共产党员的“四六事件”。大约有二十人被捕，张光直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年时间。
张光直从监狱惊恐的阴影中走出，精神有所震动，但却不愤世嫉俗。一年的牢狱生活，张光直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出来以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出来以后，他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后来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
当然，张光直报考这个专业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第一本书是由其父、著名的台湾文学作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张光直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精英而深感幸运。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张光直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张光直跟随他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另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张光直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著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
张光直的确是一颗才华横溢、光芒四射的星星。他在哈佛做研究生时，著名的莫维斯教授看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张光直就已经被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教授称赞：“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此后的张光直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杰出的“架桥人”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和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几个问题的阐述中颇有建树。
1986年，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城市、有国家、有文字、有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财富过度集中的结果。这条道路是非西方世界文明演进的共同道路，比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大洋洲地区的文明等，都属于这条道路的例证。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根据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问题，应该修正现行世界史教科书中洗发膏本位主义的流行观念。
张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将中国考古学从中国历史的范畴中拉出来，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置身于文化演变的复杂过程当中。80年代以来，当中国考古学研究初现多元化色彩之时，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为这块多元色彩中最为醒目的一块，而且对这种多元化的来临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亚美巫教底层学说”等，他介绍和倡导的聚落考古学等，不但赫然成为一家之言，也已经够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张光直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光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不被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有了改善。1975年，张光直参加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在离开北京近三十年后第一次访问北京。那时，与中国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非常受限制，在紧接着的1977年他又回国作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研究代表团访华。但中国的政治状况渐渐好转，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去美作学术访问，起先是短期交流，后来则作较长时间的地停留。开始这种机会仅限于年高资深的学者，80年代中期以后，年轻考古学家也陆续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张光直不知疲倦地担当着主人的角色，组织了无数次演讲、圆桌讨论、学术沙龙和宴会。自1980年开始，张光直还接纳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的一些学生在进入哈佛之前，也曾在中国接受过考古学训练。在80年代，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在弗吉尼亚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当时，外国学者还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台湾学者也禁止前来大陆，大陆学者访问台湾更不可能。这两次会议为海峡两岸的学者以后的经常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80年代和90年代，张光直频频出访中国，有时一年几次。他对各地的大学作了短期访问，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张光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大陆进行发掘，并为此奔走劳碌，甚至都已经争取到了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在张光直先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四版，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等书，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余英时、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1996年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光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授奖辞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张光直教授为中国和东南亚考古的进步和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他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贡献，无人能望其项背。张光直教授几乎是独立一人担负了培养三代考古学研究生的重任，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亚洲研究学会特此授予张光直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学会主席和各位成员与光临今天授奖仪式的诸位一道，宣布张教授为我们学会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一员。”
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病逝，享年七十岁。
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怀念张光直先生的文中所言：“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根据中国侨网2006年07月18日《张我军、张光直父子的中国心》、三联书店《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等综合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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