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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岱年1926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小传：张岱年，著名哲学家。生于1909年 5月，原籍河北省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张岱年文集》等著作。

拜访张岱年先生以前，我对这位学界名流的家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总以为应该是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摆放着宽大的写字台，腥红柔软的地毯铺在地上，名种名人字画挂在洁白的墙上似乎这样才是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学者之家。

然而，当我来到北大中关园宿舍，迈进张岱年先生的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单元房内狭窄的过道，昏暗的采光，没有一件气派的现代家具，有的只是数不清的书籍。原来，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皓发的哲学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巢”里。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熟知张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文化与哲学》等多部著作，不愧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可是，我们很少知道青少年时期的张岱年是怎样读书并走上治学之路的。

“我上中学时就打下了一生的基础。”没想到中学时代对张岱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谈起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张先生似乎打开了往事的闸门“我的性格是好静而不好动，少年时期就对哲学和历史产生浓厚的趣，读了许多中国的古书，也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博览群书使我学会了思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就开始考虑宇宙和人生的一系列问题。”

张先生告诉我，他于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试验班，入学后即学习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5年后，他从师大附中毕业，报考清华大学就被录了。“我在师大附中学习时，当时的一些国文老师思想很开明，其中曾担任过班主任的汪伯烈先生和我们同学联系较多。在高中一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题为《评韩》，内容是评论韩非反对文化教育的观点，汪老师颇为赏识，推荐到当时的师大附中校刊上发表，对我鼓励很大。”

时光虽已过去了70年，可是20年代师大附中的图书馆、礼堂、教室以及校园里的花坛，至今在我脑海里仍有很深的印象。“中学5年是我难忘的岁月。”从张先生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张先生对他的中学时代、对他的母校、对他的恩师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张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难之时，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使这位年轻学子认定一条学术救国之路并使他毅然选择了哲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深深刺痛了这位22岁青年的心，使他对祖国的感情更深了，爱国之情更加强烈。

“人一定要有爱国之心。这种爱国情感是从小培养成的。我认为，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一定要想到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只有这样，人生的价值才会得到较好的实现。”

不知怎的，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治学上。张先生动情地说：“我一直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我觉得，哲学能帮助人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我不惜花费毕生心血搞哲学研究。虽然我做的还很不够，但只要我的书、我的学说、我的文章能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发，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将要告别张先生时，他向我表达了对当代年轻人寄予的厚望：“我读书时山河破碎，环境很差：如今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我衷心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发奋读书，为报效祖国打好基础，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一定能超过我们这一代。”

有人说，与哲人聊天如沐春风，与老人交谈如饮醇酒。走出张先生的书斋，回味着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我才真的明白了这两句话的韵味。

（引自1997年5月6日《北京教育报》，作者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