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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1923年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冬随家人逃亡到北平，进入师大附小读书。马列父亲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师范大学，是抗战前的老党员。马列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讲朱毛红军的事。因为家庭环境不错，马列从小没有挨过饿受过冻，没有所谓的阶级觉悟，但他从小就恨日本，他知道因为日本人，自己当了亡国奴。另外，他还恨蒋介石，他知道正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千万父老才沦为亡国奴，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

1936年7月，13岁的马列考入北京师大附中。8月开学，稚气未脱的马列兴奋地开始了在师大附中的学习。当时学习的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还有公民课。老师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先生，一般都在师大讲课，来附中兼课。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不带书也不带讲义，教几何的老师画图水平非常高，给幼小的马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考试是5分制，学业压力不大，课余生活也很丰富。

时值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非常活跃。来到附中仅仅两周后，九月初的一天，马列好奇地看到自己教室旁边，高三教室外面一个大哥哥捧着个箱子，边上还围着一些人。马列忍不住凑上去问：“大哥哥，你们干什么呢？”大哥哥热情地告诉他“我们要去给抗日的将士募捐。”一听到是抗日的事，小马列的情绪也激昂起来，他迫不及待地说“带我跟你一起去吧！”看着这个小家伙渴望的眼神，大哥哥点头同意了。于是刚刚读初一的马列就跟着这位高三的大哥哥走上了街头。这位大哥哥叫李琦，当时已经是党员了，正是他带领着小马列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马列当时除走上街头募集援款，还参加了歌唱团，去清华大学参加抗日救亡活报剧的演出。在这些活动中，李琦看到马列非常热情积极，在1936年10月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当时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毕业后的李琦同志要离开北平去外地。走之前，他不放心地找到了马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还太小，就留在北平吧。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小马列坚定地点点头，依依不舍地和大哥哥告别。

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在附中的这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老人还说，“我不懂得我那时就算参加革命了，到我离休时组织上告诉我，中央有文件，1936年参加“民先”的同志就是参加革命了。”

“我们都是地下工作者”

在附中的四年期间，马列尽可能地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演出，募捐，还有小组会。所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小马列虽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但他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家不同寻常，家里床底下藏着油印机，有很多印刷品，父亲不给他看，也不许他偷看。三更半夜也经常会来人和父亲谈话，虽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但小马列凭直觉知道，这些都是好人。

而父亲估计也觉察到了小马列的蛛丝马迹，在家里经常唱些抗日救亡歌曲，课后还经常出去跟同学聚会。但父子两个从来没有相互问起过。

马列老人回忆这段往事，生动地跟我们描述，“我和父亲，是在两条线上革命，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直到1940年夏天，父亲带着刚刚读完高一的马列一起到太行解放区，父子两个才互相交底。高二再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奇怪，马列失踪了，到哪儿去了呢？他们不知道，马列已经像鱼儿到了大海，进入到一片自由广阔的天地了。

“我就叫马列了！”

马列的本名叫马瀠，是父亲给起的，在师大附中读书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名字。1940年8月，马瀠在邢台地委等待分配工作。人们都说，你这个“瀠”字难认又难写，这是什么怪里怪气的洋学生名。马瀠也很苦恼，有一天来到救亡室，就是当时开会的地方，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照片，马克思排在第一，列宁排在第二。17岁的马瀠心眼一动，脱口而出，“我就叫马列了！”旁边的人一听不由得赞叹，这个小孩好大的口气啊！马列就马列吧。于是马瀠就正式改名为马列了。1940年9月，马列被分配到赞皇县的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负责宣传和儿童工作。

1941年5月，组织送他去延安继续深造学习。6月马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开始学习俄文。抗大三分校后来搬到陇东，俄文队留在延安，隶属新成立的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撤离延安后，俄文队改为俄文学校。1943年成立了英文系，学校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这期间马列一直在学习俄文。

四年的延安生活快乐而充实，每天都是唱着，“祖国的孩子们，起来吧，起来吧”起床。在学习俄文同时，马列还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劳动生产。开荒，种地，锄草，秋收，什么都干过，业余时间就看书。

“做了九年党外人士”

虽然马列1936年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但到解放区后，他一直是学生的身份。延安整风期间停止发展党，不吸收党员。1943年整风运动开始转入审干阶段，马列由于来自敌占区，而且怎么出来的又说不清楚，所以入党的事被耽搁下来。直到1945年，组织查明了马列的情况，终于批准了马列入党的请求。13岁参加革命的马列，终于在22岁加入了他所向往的组织。老人回忆起来，幽默地说，“我做了九年多的党外人士呢”。

1946年，马列与夫人结识，恋爱两年后，向组织提出结婚的申请。当时结婚的条件可不简单，要达到“二八五团”的标准，即年龄达到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而当时的马列没有一条符合。所幸他的夫人符合上述的条件，老人回忆起来，开玩笑说，“当时是我嫁给了她呢”。

“总理把我们家问了个底儿掉”

1945年10月，马列跟随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到达沈阳。一次，跟随首长到大连出差，由于当时苏联红军在旅大地区驻军，地方急需俄语翻译，马列就被留在了大连。大连的实践，使一直学哑巴俄语的马列，口语也就慢慢地过了关。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去给斯大林祝寿。接着毛主席让周总理去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商谈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大连党的负责同志跟随总理同行，马列作为随行工作人员，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总理。

六十年后，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跟总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50年1月初从沈阳出发，几天后列车进入苏联境内，换了苏联的专车。火车上，马列作为唯一的俄文翻译，帮助总理与前来迎接的苏方外交官和列车上的人员沟通。第一次见到周总理，马列的心情非常激动还有点紧张，但很快马列就发现总理非常的平易近人。总理听说他是沈阳人，就主动跟马列讲他小时候跟着伯父在铁岭和沈阳读书的情况。总理还很详细地询问马列的家事。当总理听说北平解放前，马列的祖父母都七十多岁还做地下工作而且还加入了党组织，不断地赞叹。马列老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神情，用一种与年龄略不相称的童真说，“总理特好玩儿，什么都问。那次，可把我们家问了个底儿掉！”

“在总理身边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1950年10月志愿军过江前，周总理把马列调到北京，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这一工作就是15年。

马列老人深情地回忆，“在总理身边工作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总理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看到过总理落泪”，说到这里老人的神情也哀伤起来。“1954年，我军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同志在莫斯科病逝。当时是我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我立即报告给总理，总理一下子就落泪了。总理说，‘我长征时得了病，杨立三同志抬过我的担架。’”马列老人还告诉我们，总理生前特意跟身边同志交代过“我走以后，你们不要写我的事。”

在总理身边的十五年，马列作为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出访过许多国家，到过日内瓦会议的会场，见证了周总理提出开创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见证了周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1965年总理办公室撤销后，马列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副秘书长。1971年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

1975年秋，马列知道周总理病重住院，正好已在国外工作多年，可以回京休假。回京后，马列想要去看看总理。当时总理病情已经很危重，中央对探视限制得非常严格。邓颖超同志让秘书告诉马列，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

1976年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马列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由于情绪激动，心脏病犯了。在医院住院4个月后，前往北戴河疗养。刚到北戴河一个月，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屋子也不敢住了，搭了个简易棚，放上一张床，就在户外野营。“空气很好”，老人乐观地回忆。

10月中旬，马列夫人来接他回北京，一下车，外交部干部司的同志就激动地跟他伸出四个手指头。马列很困惑，“车误点了，应该三点到，四点才到。”人们迫不及待地跟他说，“不是，四人帮抓起来了。”马列难掩喜悦地追问，“真的吗？别骗我，我的心脏病还没好呢。”

马列在得知四人帮粉碎的消息后，心情一下开朗起来，只是身体却是不如从前了。

兴趣广泛，与时俱进的老人

马列老人自小就兴趣广泛，游泳、滑冰、冰球、桌球、排球，样样都喜欢。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在附中读书时，一到冬天，下了上午课，就扛着冰鞋直奔学校对面的冰场，先买个烤白薯，揣在兜里，换了冰鞋再一边吃一边滑。一直滑到对面学校打预备铃，还有15分钟上课了，才换鞋跑回去上课。在附中的秋季运动会上，马列得过男子初级组50米，100米和跳高的总分第一名。

如今的马列老人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但依然耳聪目明，乐观健谈。直到两年前，老人还骑着高座低把的赛车出去遛弯。路上骑车的年轻人看到这么一位骑赛车的老先生都投来惊奇的目光。

2008年2月，马列老人由于冠状动脉阻塞，要心脏搭桥手术。由于风险高，儿女都不敢签字，马列老人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分析会，事前写好遗嘱，孩子不签字，他自己签。并且表示，手术成功了，是医院的成就，失败了，就当是为医院做点贡献吧。

马列老人，就是这么一位乐观豁达的人。对照附中“诚·爱·勤·勇”的校训，老人自己总结，“诚是忠诚，不管做事业，对党对革命都要忠诚，永志不忘，这一点我做到了；爱，爱祖国，爱人民，几十年都不变，这一点我也做到了；勤，说不上，我挺贪玩的；勇，更说不上了，我没打过仗，也没做过出生入死的事。”老人说得认真而郑重，仿佛在跟母校交代自己的一生。但在我们看来，能在总理身边工作十五年，按照总理的要求，马列怎么可能不勤勉？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就走上抗日救亡的街头，参加革命，哪里还担不起一个“勇”字？

马列老人不正是用他的一生默默地实践着百年附中“诚·爱·勤·勇”的校训吗？

寄语附中

在采访的最后，马列老人殷切地提出了对附中和附中学子的期望。老人希望附中继续办好一流的学校，希望附中的学子都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的理想，学业有成，将来为祖国服务。更重要的是，都做正直的人。

我们将不辜负老人的期望！

（董晖老师根据对马列校友的采访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