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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在史学界是有名的道德君子、学问大家。他在北大工作28年，在北京大学几个关键时刻，包括“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抗战后的北上复校、解放前夕的护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前有段时间北大的经费均掌握在郑先生手中，大小工程、办公用品采购都实行招标，为了堵住承揽竞标者送礼行贿，郑先生规定非亲友、学生来访者一律说不在家，有事到办公室找。仁者先难而后获，他任北大秘书长期间一直租房子住，放弃条件较好的北大宿舍，直到1950年辞去秘书长后，才搬进北大宿舍。

郑天挺的爱国进步有口皆碑，解放前，他就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李大钊牺牲后，郑老除给李大钊遗属捐款外，还护送李大钊的灵柩从宣武门外移到香山公墓，当时随行的只有两辆车，除李大钊的家人外，一辆车是郑老和其他三四个人。

郑天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明清史学专家，在大量的教育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之余，他不仅著述丰厚，而且坚持讲课，临终前一年他不但指导研究生，还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他一生讲授十几门课程，涉及历史、语文、地理、文献等多种学科。

郑天挺的爱国进步、谨严笃实的风格贯穿他的一生。1999年9月1日，南开大学举行“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暨雕像落成仪式，雕像用四川产汉白玉，象征郑先生一生廉洁自律、清白无垢的崇高人品，底座用泰山产墨色花岗岩石料，表示郑先生一生成就卓著、功追泰山。

漫漫求学路，奠定国学根基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生于北京。原籍长乐县首占村，祖居福州城内西门街亮功七贤境。其父叔忱，清光绪庚寅（1890年）进士，爱好文史并留心新政，曾任过京师大学堂提调等职，1905年42岁时离开人世。母亲陆嘉坤，广西桂林人，亦通经史，善诗，是我国女学的奠基者，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年仅37岁就病故。

天挺6岁丧父，7岁丧母，与其弟庆珏寄养在亲戚张耀曾家中，由表舅梁济（梁漱溟父）监护。

郑天挺8岁入北京闽学堂，9岁入江苏学堂，翌年又转到闽学堂，两年后因学堂停办离开。1911年，12岁的他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秋，武昌起义，他因学校停办而辍学。翌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直至1916年夏离开。随后，在家自学一年。

郑天挺回忆自己这一年的自学情况是这样说的———“这一年可以说是闭门专读中国史籍，不论经史杂书，每天开始一卷卷地读。开始读时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师承，仅是把家中父亲所藏的书胡乱瞎看。后来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条捷径，给我后来学习文史创造了条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奠定了后来学习的趋向。”

郑天挺的父亲郑叔忱一生嗜好是藏书，“见善本辄典衣购之，家蓄数万卷……尤为笃于新学，一时，时政之籍，縻不罗致。”

可以想见，郑天挺在其父所遗万卷诗书中秉承了丰厚的学养，在后来的求学路上的探索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执教南开三十年

1952年以前，“历史系”在南开大学实在是不成气候，历史这门学科也不被重视，名师寥寥，学生稀少。南开历史学科真正意义上获得生机则还是要归功于1952年的那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那一年，北大、清华两位重量级学者——郑天挺、雷海宗——调入南开大学参与系科建设、完善建制，并明确教研方式，名家的到来固然是历史系日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更为要紧的是，按照学科的标准而言，自此以后的南开大学终于确立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概念体系的历史学科，这门学科正式在南开确立了地位，从而奠定下南开史学扎实、谨慎；重考证、轻玄谈的学术风格，由此以后逐渐开创出有自家特色的学术风范。

1952年7月，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经教育部同意，担任历史系主任，从而开始了他的执教南开三十年的漫长岁月。“正是赖以郑天挺先生为代表的南开老一辈史学家以及一批又一批新的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南开大学历史系才越办越兴旺，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史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郑天挺到校后，首先努力抓好教学。按照学校推广前苏联的教学方法，成立教研室。各系规定，教师上课，必须按教研室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讲授。讲课前，必须写成讲稿并在教研室内试讲，由教研室共同修改，然后再正式讲课。在贯彻这一决定时，郑天挺凡逢教师上课，都亲自去听课，不时指导。这些规定的制定与推行，使得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完整系统的知识，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全国高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教材会议，郑天挺均代表南开大学出席。经过反复讨论，由郑天挺和唐长孺共同拟定《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遂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上又决定由翦伯赞、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天挺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以供大学本科生阅读参考之用，从而对全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加强教学管理、改进历史教学的同时，郑天挺坚持登坛授课。截止1961年他赴北京编书之前，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明清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等课程。他在授课中，极端重视备课。上课时，只是手执卡片，侃侃而述。不只传授知识，同时也传授治学方法。因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不只历史系本科生，而且外系学生，本系青年教师也纷纷赶来听课。为此，从1956年起，郑天挺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接收外地大专院校教师进修，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郑天挺不只带动全系师生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同时，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而多方运筹。首先是筹建明清史研究室。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56年建立起全国高校系统第一个明清史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从而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建立了阵地，在此同时，郑天挺还采取措施活跃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气氛。历史系建立了定期学术讨论会制度。每逢学术讨论之时，历史系教师轮流讲演，或就当时史学讨论热点如古代史分期、百家争鸣、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官、农民起义及秘密宗教关系等问题发表个人见解，或将各人长期研究所得与同行进行交流。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师生眼界，历史系先后邀请北京大学和全国高校以及研究机关的著名学者来系讲演。

对于图书资料建设，郑天挺也十分重视。50年代，他即主持建立起历史系资料室并捐献稿酬，购买全套《东方杂志》，供师生使用。除此之外，郑天挺还鼓励授课多年的教师对现有讲稿进行修改，撰成专著，并主动为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关心下，50年代，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撰写的学术价值甚高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不少青年教师也发表学术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所有这些，不只为建国之初全国史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知名度。

郑天挺虽然身为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但是待人宽厚，慈祥和蔼，从无疾言厉色。他作风简朴，调至南开后，长期在职工食堂用餐；十数年间，一直只住一间宿舍。直到1963年其子媳调至南开，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他自奉甚简，困难时期，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吃咸菜，但是遇到其他老师有困难，他却解囊相赠，毫不吝啬。在历史系内，他没有门户，不搞帮派，尽力团结全体老师，共同搞好工作。因此，他也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由衷爱戴。1963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1964年，他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在郑天挺和南开老一辈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南开大学历史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以后，郑先生从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1979年，他又接收教育部委托，在全国高校招收进修教师十余人，举办明清史进修班。为了传授知识和治学方法，他以八旬高龄，亲自登坛授课，讲授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课程，每周一次，每次二学时，有时还视情况增加讲课时间和次数。迄至他去世前，一直没有间断。课堂讲授之外，郑天挺还不顾年迈，多次带领研究生、进修教师和明清史研究室成员前赴清东陵、西陵、承德避暑山庄、明十三陵实地考察，开阔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感性知识。在此同时，郑天挺还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学术研究事业。一方面字斟句酌，对旧作进行修改订正，出版学术论文集《探微集》(1984年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和《清史简述》；另一方面，则对明清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两、三年中，先后撰就《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清代的幕府》等重要学术论文十余篇。他还应邀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组织编修《明清史资料》、《清史》等书。郑天挺还敏锐地察觉到一个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新时期正在到来，因而不失时机地与杨石先校长共同发起召开了首届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8月，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明清史专家共聚南开，提交论文七十余篇，分别就明清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81年7月，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并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1年10月，在校庆62周年之际，学校决定为杨石先、郑天挺举办了执教业绩庆祝大会。教育部及学校领导、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几代学人数百人赶来参加，高度评价几十年来郑天挺哺育数代学人成长之功，感谢他对国家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使郑天挺深受感动。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他以更加忘我的精神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过度的劳累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健康，12月中旬，开完全国人大会返津后他即病倒。在医院病床上，他仍拳拳以成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编写《历史大辞典》明清分册，赴厦门出席郑成功学术讨论会为念。但是，急剧恶化的病情使得郑天挺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1981年12月20日，在津门一场皑皑白雪之中，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教授溘然长逝，终年82岁。噩耗传出，南开学子，全国史学界，教育界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而同声哀悼。

郑先生为人，“忠以尽己，恕以及人”；先生为学，“求真、求用、求新”，这“三求”箴言是郑天挺先生为学之道的精髓，向来被系中师长们倍加称颂，引为“系训”，亦被南开史学研究者们奉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圭臬。品评南开学术，大家一致认定，在现在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里，还是“郑门学风”担当得起一个“健”字。南开史学能够得以薪火相传，正是得益于郑天挺等前代学人开创与遗留下的优良学术风气，口传心授的治学真谛，以及严格的史学训练。

根据以下资料综合编写：

①福州晚报《首石山鸣出大魁——长乐首占近代杰出人物故事》：

②萧石《南开史学与郑门学风：——写在郑天挺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际(20061221)》，见

③郑克晟《郑天挺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白新良《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

⑤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⑥北京大学图书馆-名人名家：http://162.105.13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