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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22日张维出生于北京市一个税务职员家庭。父亲张壎是旧京师译学馆的学员，清末民国初年供职河南安阳县税务局，并兼任家庭教师。张维两岁时，其父便溘然长逝，仅靠父亲的积蓄及兄长的工资维持生活，家境清寒。他5岁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1岁考入北师大附中，15岁转考至天津北洋大学预科班。16岁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张维醉心于数学与物理学，而数学尤为突出。大学期间学业卓尔不群，在20岁弱冠之际，便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结构工程），获工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张维被分配到当时仍在向西延伸的、贯通东西的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实习，辗转于潼关至西安的潼西段工地，在华阴、坝桥协理铁路施工。工作不到一年，便应母校之召，于1934年4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结构力学与结构工程助教。在这期间，他开始与力学结下不解之缘。1933至1934年，美国公布了新版的铁路桥梁规范，张维查阅了大量力学著作和文献，撰写了对该规范内容力学理论根据的探讨论文。该篇论文以其独特的见地在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的报考与录取过程中，受到主审教授的高度评价。

出国留学对张维而言，似乎不是偶然的。张维的二叔张仲苏（早年名叫张谨）1905年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选派，同顾孟余、李祉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1913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京师学务局局长、同济大学校长、河北大学校长。由于父亲英年早逝，二叔对张维兄弟较为关怀，常和他们讲述他的旅德情景，这使幼小的张维对德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19～1929年，张维读高小、中学期间，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有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更兼官吏腐败，致使经济日衰，民不聊生。救国已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愿望，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张维心中逐渐形成，希望到国外深造，求得更高深的学问，日后报效祖国的愿望日益加深。到哪儿去求学呢？因受二叔的影响，他隐隐约约地把德国当做第一目标。后来，张维与父亲的世交陆家的姑娘陆士嘉有了感情。那时她在北师大念物理，十分景仰德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产生了去德国深造的愿望。他们俩订婚后，更是志同道合，相互勉励，一定要实现留学德国的梦想。

那时，张维一家五六口人只靠一点遗产和哥哥的工资维持生计，自费留学既无可能，公费留学又无德国名额，因此能否一起赴德求学成了他们们经常讨论而又无可奈何的事。1937年，张维以优异的考试成绩作为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留学英国，与未婚妻陆士嘉同船出国。一人留英，一人赴德。他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于9月中旬抵达伦敦，在当时颇有声望的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A.J.S.皮帕德教授指导下学习，一年后即获帝国理工学院文凭。待到寒假，张维由伦敦去德国，看望半年没见的未婚妻，同时考察德国土木工程和力学方面的教学情况，了解到柏林高工（即今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水平很高，并设有薄壳理论等世界最先进的课程，这更加深了张维要到德国深造的愿望。回到伦敦后，经过一番努力，得到中英庚款管委会的批准，于1938年暑假转学德国，最终实现了留学德国的愿望，到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系工程力学教研室，在特尔克教授指导下进行壳体理论的研究。

留德国八载苦学成盼归

初抵柏林时，张维的德语是初级阶段。有几个先来的同学在德文老师林小姐的倡议下组织了一个“德文夜”。每星期六晚7点到10点在谢家泽和周源祯同学住处聚会。参加者有十来个中国同学和几位德国男女学生，当然还有林小姐。每次有一个主题，大家各抒己见，但只许说德文。张维因为跟林小姐学过德文，经她介绍便也参加了，觉得受益匪浅。这个活动坚持了两年多，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局势趋于紧张，就自动停止了。

这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占领了捷克，国内进入了半战争状态，重要的食品已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黄油每人每周500克，到后来食品供应一年紧似一年，渐渐减到了每周250克、125克乃至50克。到了1943-1944年，肉的供应减至每人每周50克，连塞牙缝都不够。德国人多少有点农村亲戚，外国人就苦了，只好自己想办法。张维和陆士嘉听说邻国卢森堡农村供应较好，就去那里度暑假，主要的目的是购买肉食。后来这条渠道也断了，他们只好从境外邮购黄油、熏肉、咖啡、糖和一些食品。战争末期，因柏林屡遭轰炸，张维便辞去助教的工作搬到哥廷根。从1945年初到5月德国投降，这几个月的日子最为困难。每人每周只能买到一个两公斤的褐色面包，里面掺有大量的土豆粉。买来之后还必须放个两三天，等到放硬了再切。他们把一个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幸亏陆士嘉通过波尔夫人认识一家面包房，那些人对中国人挺友好，常常暗中不剪面包票，多卖给他们一个。就这样熬到了德国投降。盟军过来的第一天，给盟国的难民每人发了一个红烧牛肉罐头，他们一口气把那个罐头吃了个精光。这时候的张维，一米七的个儿，体重只有56公斤。

战争初期，在德国政府仍想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保持关系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基本上可以正常地学习和研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发动战争，中国对德宣战后，德国政府转而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中国留学生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大使馆撤走了，他们的护照延期之事只能寄到我国驻瑞士使馆办理，一时间他们成了无国籍的侨民。战争期间最大的烦恼是躲避空袭。战争初期，英美还没有制造出四个发动机的远程轰炸机，从英国起飞的飞机到不了柏林。从1941年起，英美的轰炸机时常光顾柏林。人们顿时紧张起来，各居民楼纷纷将地下室加以改建，以做防空之用。1943年11月，大规模的轰炸开始了。轰炸常于半夜12点左右进行，英美往往出动2000架4个发动机的蓝卡德轰炸机。先由定位飞机投放照明弹，随后进行地毯式轰炸。对于盟军的轰炸，张维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希望他们狠狠地轰炸纳粹，又盼望炸弹别掉在德国平民头上。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柏林第一次受到轰炸，而且是2000架次飞机的轰炸。霎时全市的水、电、煤气全部中断，整个城市一片混乱。经过分析，大家认为三两天内还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建议张维和陆土嘉到西郊暂住。他们赶紧收拾了两个箱子上路。这时已是下午5点，街道上人烟稀少，上了快速轻轨火车，才走到西十字路口站，空袭警报便刺耳地响了起来。他们随着人流钻进地下一个临时防空洞。咣咣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防空洞摇摇欲坠。第二天见报纸新闻，说日前西十字路口站防空洞被直接命中，死伤甚多。一问才知道原来西十字路口站两头各有一个防空洞，他们钻的那一个侥幸没被炸着。

纳粹党徒对待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歧视的，甚至是敌视的。陆士嘉就曾受过这种敌视。1943年因柏林常遭轰炸，她辞去了工作回到哥廷根。经她的导师普兰特尔介绍，到著名的空气动力学试验所工作。该所当时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试验中心。那时的所长是贝茨教授，但实际管事的是秘书长黑格尔博士，那是个顽固的纳粹党员。当陆士嘉拿着普朗特教授的介绍信前去商谈工作问题时，他竟反复讯问陆士嘉对日本侵华的看法。陆士嘉表示义愤，因此被拒之门外。张维的导师也是个纳粹党员，他经常在听完张维的工作报告后问中国战争如何了？蒋介石为何还不与日本讲和？张维就给他讲一番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等等。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他的导师总是说："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过了几周再次汇报工作时，后半段时间又如此这般地重演一遍。不过倒也还能“和平共处”。对于纳粹分子不友好的挑衅行为，张维则予以反击，让那些家伙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1945年1月，纳粹的末日即将到来。张维搬到哥廷根与妻子女儿团聚，整日去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阅读文献。一方面是等待解放，同时也想多充实一些知识带回祖国。5月2曰，美军占领了离哥廷根仅50公里的卡塞尔。又过了一周，终于兵临哥廷根。那天早晨听到隆隆的炮声，张维心里高兴极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与波尔一家移到地下室去躲避。当他们透过低矮的窗口看到美军士兵的身影时，波尔教授说道：“这下好了，我们解放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回国了！”波尔教授招呼道：“张先生，咱们到酒窖挑一瓶好酒庆祝胜利吧！”当喝着在德国生活八年以来第一次品到的有名的莫塞尔葡萄酒，张维百感交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战争结束了，张维的心思立即转到回国的问题上。这时欧洲与亚洲间的交通无论是经苏联的陆路还是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水路均不通行。战争虽已结束，回国之事却遥遥无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维从期刊上获知瑞士苏伊士的艾歇尔·维斯机械厂承担了我国东北小丰满水电站水轮机的制造任务。张维想如能学会水轮机设计技术，回国后可以为国家的水电建设服务，于是就托人和这家工厂联系，不久收到该厂来函，聘其担任研究工程师。有了在瑞士工作的证件，盟军司令部才批准他们离境。就这样，盟军派了一辆中型吉普车，张维一家三口和季羡林、刘先志夫妇在一位美军少校的护送下，前往德法瑞边境的巴塞尔城。历时八年，充满酸甜苦辣的留德生活就此结束。

为国家秉忠心奋斗终身

1946年5月，在得知可以回国的消息之后，张维商得厂方同意，毅然中止了合同，不等银行解冻，带着身边仅有的一点钱，在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帮助下，全家三人从马赛港坐船，途经西贡、香港，历经艰辛，回到祖国的上海。他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同济大学、北洋大学，1947年又受聘于清华大学，与已在清华执教的钱伟长分担全校的力学课程教学。他先后讲授过材料力学、高等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以及板壳理论等课程。

1951年起，由于高校院系调整和发展的需要，张维开始担任行政、教学与科研管理工作。1952年，他担任三校（清华、北大、燕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1954年任清华大学建设委员会主任，为三校和清华的基本建设做出了贡献。1952年到1956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1956年，张维参加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并任土水建组组长。1962年，他又参加制定了十年科学发展规划，担任科学发展规划的力学组副组长，与郭永怀、刘恢先等专家一起倡议，并第一次把抗爆抗震问题列入国家规划。1957年以后，张维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先后分工主管教学与科研，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7年，张维重回工作岗位。第二年他就参加了八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任理论和应用力学组常务副组长，为我国工程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1980年到1987年，他连任两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力学学科组组长。1987－1990年又担任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3年，他受国家教委的任命，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古稀之年，他不顾旅途劳顿，一年八次往返于深圳、北京之间。为了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深圳大学任职、任教，他不辞劳苦，不避寒暑，多次登门求贤，使许多专家为之感动。他率先对学生实行勤工助学制度，对教职工聘任、系科设置、教学计划等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建成深圳大学做出了贡献。

普朗特去世后，为纪念他对力学的巨大贡献，德国航空研究协会和应用数学力学学会决定，自1957年起，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力学学者做一次纪念普朗特的学术演讲。到2001年为止，这样的演讲已进行了44次，所有的演讲内容均与普朗特在力学方面的贡献有关。出于对普朗特的景仰和对哥廷根学派的关注，张维先生精心收集了全部的演讲论文，并不顾88岁高龄，亲自组织专家学者将论文翻译成中文。张维先生认为，这是件极有学术价值的工作，既是对这位力学大师的纪念，又有助于弘扬普朗特的学术思想和哥廷根学派的治学精神，加速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力学学科的步伐。张维先生也是上述理念和思想的实践者和推广者。他在向清华学子进行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学术讲解过程中，同时也向他们传授着自己的理念，力求使学生真正理解工程力学来源于工程实际、又服务于工程实践的道理。张维先生的上述理念和思想，在清华力学研究班的筹办、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据张维先生生前回忆，清华力学班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成立的。1954年，国务院开始制定《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1956年5月，规划顺利完成，共包含了56项，都是与国家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项目。周恩来总理看后指示，应增加基础研究方面的内容。于是，增添

了第57项--即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为推动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实施，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郭永怀和张维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当时，领导小组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谁来承担力学学科发展规划中的具体工作?解放前，我国的高等院校都没有力学专业。因此，解放初，我国懂力学的人极少。他们当中，有部分学工程出身的人是到国外学习的力学，如钱学森、张维、杜庆华、钱令希等；另一部分学物理出身的人在国外转学了力学，如郭永怀、钱伟长等。1952年院系调整时，是否应在清华大学设置力学专业曾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张维、杜庆华、陆士嘉等力学专家认为清华应该设置力学专业。但这一设想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因为苏联的力学专业都设在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于是，教育部只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数学力学系，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都没有。面临力学人才紧缺的困境，力学学科发展领导小组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在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若干所大学设立力学专业；二是从1957、1958年重点工科院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在清华大学办力学研究班。1957年，由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联合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正式成立，钱学森（之后由郭永怀）任班主任。张维先生当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与钱伟长先生和杜庆华先生一起出任研究班的副班主任。力学研究班每年招生100人，学制2年，共办了三届。每届都分为固体和流体两个专业班，但有共同的基础课程，并互选对方的专业课程。如上所述，力学研究班的学员大都是学工程出身，是重点工科院校的优秀学生。两年的严格训练，又为这些具有工程背景的学员们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为我国力学或相关学科的骨干或带头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力学研究班既是科学规划的产物，也是上述理工结合思想的成功实践。

在为我国工程力学的教育和发展奋斗的过程中，学术上的志同道合和同学的友谊以及优秀品质的相互感染，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维先生与钱学森先生是七十多年的老朋友，同为师大附中的校友。张维教授对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推崇，他说，钱学森在到美国之前就曾经说过，作为中国人，他要在学术上超过美国人。钱学森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行动和科学研究，立志要把系统科学研究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一书十九章“得挚友于少年时”特别提到了与张维、陆士嘉、傅承义、葛庭燧等人的友谊。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参与者，都是清华力学研究班的筹办者，都与哥廷根学派有很深的渊源和师承关系，都有相似的力学研究背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力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有完全一致的理念。冯·卡门和铁木辛柯奠定了美国近代力学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的应用力学获得迅猛发展。在这个背景下，钱学森到美国留学，直接师从冯·卡门，自然受冯·卡门乃至哥廷根学派治学风格的深刻影响。因此，张先生和钱先生理念一致，是情理之中的事。1955年冬，钱学森先生在北京工业学院做的《谈技术科学》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用力学或工程力学应属于技术科学，它应定位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它的研究对象，应是工程实践中提出的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问题。这是钱学森首次对这一概念的涵义进行系统的阐述。张先生对钱学森的观点十分赞同：要学好力学和搞好力学，让本科生学习一定的工程课程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培养的力学家，应能够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力学问题，加以解决，从而进一步促进工程的发展。

固体力学学科点是清华在国际上的相对强项之一。张维是清华固体力学的开拓者之一。张维通过授课，指导毕业班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科研，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作为清华的一位领导者对学校办学思想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他对全国的科教事业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中他是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负责人。有一次他从巴黎带回来多套西方国家的中小学教材，介绍给国内，由此可见他对科教事业的远见和关心。关于中国是否应成立工程院的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坚决主张成立工程院，为此与几位同志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呼吁，终于成为现实。这对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有不可估量的作用。１９８１我国第一次有了博士学位制度，并设立了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位委员会成员大多是老科学家，张维同志也是成员之一，是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在研究生培养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的一位委员，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正直心爱国志矢志不渝

张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力学科学家，同时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建国初，中苏协议在新疆联合开发有色金属，这件事我国虽然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局是同意的，但从苏方讲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张维为此曾向中央写了信，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二战德国投降时，一位德国教授保有一块贵金属铂，因怕被盟军夺走，就托付给张维保存。中德建交以后，虽然事隔多年，张维同志仍设法退回原主。这表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

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张维夫妇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事物。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业务实践，张维逐步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张维的许多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例如文革中军工宣队控制了清华的局面，蒋南翔校长被送到清华铸工车间劳动，接受监督改造。他是被诬为头号“走资派”的，很少有人敢到他的住处去看他，但张维去看望了他。

怀恩师忆附中感谢母校

张维先生一生都对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一直同母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直是附中校友理事会的成员，是附中百年校庆的热心倡议者和组织者。他为母校的百岁庆典付出了很多，却没有来得及参加这一翘首企盼的盛会，在百岁生日前一个月匆匆地走了。张维先生曾撰文深情地怀念附中的恩师赵海天、程廷熙、董鲁安先生：

1924年我由师大附小考入师大附中初一，三年后又考入高中理科班，只读了一年，又考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在北师大附中读了四年，这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四年。

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赵海天先生。赵先生毕业于师范大学，个儿不高，胖胖的，一口北京话；上课总是一张笑脸。但讲起课来则非常认真，对学生的预习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记得那时英语课每周五小时，每堂课下课前，赵先生总是要求学生要预习下一课，将生词在家中先查词典，在单词本上注上音标，选出恰当的词义（“讲儿”）。第二天一上课，赵先生就先点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写出生词并注上音标与词义。如果前一天在家没有完成预习，在黑板上写不出音标和词义，就会当场出洋相。这样的要求日复一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养成了查词典预习的好习惯，这也为我们一生的外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和高一有两年的数学老师全是程廷熙先生。他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大鼻子”。程老师体高而瘦，端肩且有些向右下倾，喜欢夹着点名册来上课。一口皖南口音，但讲课时口齿却非常清楚，一句一句地，有条不紊，极少重复，逻辑性又强。听了他的课觉得数学并不难学，复习起来也不太费力。程先生的板书好，尤其是画的几何图非常规矩。他画图时，先定好圆心，一笔下来，一定是一个闭合的圆，几乎与用木制的大圆规教具画得一样。记得在高一时，王怀宗同学在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一个头部侧影，特别突出勾画出他那个大鼻子。我们全担心程先生来时，看了一定要大发雷霆。谁知，程先生走进教室，站到讲台前，端详了黑板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说：“嘴太小，鼻子太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

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年代师大附中老师中最为学生称道的教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文章，念诗词，到了精彩段落或句子，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起来，说“妙哉，妙哉”、“妙不可言”一类的话。在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董先生上课讲着讲着又走了题。我班高材生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谁知董先生耳朵很灵，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董先生讲课又走了题。这回大约是条件反射在起作用罢，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哄堂大笑，弄得林津红了脸，很不好意思。董先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似乎对佛经很有兴趣，甚至有些信佛的迹象。“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震动使名士派的董老师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我的爱人陆士嘉（也是师大附中校友，董先生的学生，当时在校学名叫陆秀珍）由欧洲回到北京，打听旧日老师的行踪时，才听说，董先生在沦陷的北平，由玩世不恭的乐天派转变到参加革命，做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战后期，他又转移到解放区，参加了人民政权工作。解放后进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并改名为于力。知道内情的友人告诉我们，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钱教授就是董鲁安老师的写照。这令我和士嘉更增加了对董先生的爱戴。

（根据《旅德追忆》作者：季羡林、李国豪、张维、裘法祖；《留德十年》作者：季羡林；《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作者：王文华；《欧美同学会会刊》1999年第3期之《留德八年》作者：张维；以及清华新闻网等材料综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