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史树青，1922年8月16日生于河北乐亭县。1935—1941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当代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
在文物鉴定行里，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很大价值的文物，叫做“捡漏儿”；过目即知真伪、价值几何的鉴定文物的学问，称为“眼学”。史老的收藏品都是史老从报国寺、潘家园等处的地摊上“捡漏”捡来的便宜货——卖的人看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心里都把它当成破的、假的，走低价蒙着卖。史老鉴定文物不借助科学手段，全靠“眼学”，过目即知真伪。在已过目的上百万件文物中，重要文物的鉴定，史老从未出过错；至于小件文物的鉴定成功率，史老戏称是95%左右。在书画、碑帖、金石、青铜、瓷器、古籍等诸多鉴定领域，史老均达到很深的造诣，被称为文物鉴定的通才。
从小到现在史老一直在捡漏儿，而眼学也就修炼了一辈子，乐此不疲。
史树青在8岁大时跟着父亲来到了北京。他父亲做绸缎生意，余暇很喜欢收藏字画，尤其喜爱故乡人书绘的作品。耳濡目染，史树青也喜爱上了文物鉴定与收藏。
1935年，14岁的史树青从扶轮小学考进了闻名遐迩的师大附中。作为北平城最好的学校，不仅设备好，而且同学好——个个是翘楚。先生们就更好了，像教国文的孙照先生、李兰坡先生、王述达先生，个个学识渊博眼界高，治学教学有专长；张鸿来③先生，甚至自编教材授课。附中的国文教育为史树青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放学以后，史树青三天两头去琉璃厂，不是到海王邨买旧书看，就是到古董店挨个踅摸踅摸。在日复一日的来往中，他和古董店的老板们都混熟了。听着他们讲古玩文物的故事和鉴宝的规矩，史树青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每周开课，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是当中最最年轻的学子。
1937年春节。史树青没怎么逛厂甸庙会，一拐弯又来到了琉璃厂，路边有很多临时搭棚子支摊卖字画、小摆件的。有个棚子里所卖书画的纸色看着并不久远，所以顾客寥寥。但史树青依然走了进去，一幅一幅作品地看起来。其中有一幅书法立轴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沸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晓星残角五更天。”那笔力真是遒劲。落款是：“戊申年五月二十八夜作 邱逢甲②”。卖主认为字写得倒是不错，但就是作者无名，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就行。史树青心中暗喜，邱逢甲怎是无名之人呢？好读文史书籍的他，清楚地记得邱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青掏两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淘宝经历中的第一个漏儿。
从那以后，史树青越来越觉得：要捡漏，不记住人名、不了解其基本经历是不行的——至今，史树青已经记住了5000位以上的古今书画文人的名字及其主要事迹。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城。师大附中被日本兵强占为养马场，尘翻土扬，臊臭难当。学校说没就没了，老师们、学生们生生被遣散了。部分老师绝不肯在日本铁蹄下苟活，内撤到西安等地继续办师大附中。时读初三年级的史树青被迫转到了育英中学。虽然育英中学挺不错的，但史树青觉得从方方面面来比的话，还是附中好！
1938年，日本骑兵终于搬出了附中所在地。附中的教学又恢复了！该上高中的史树青立即返回了附中。先生们在课堂上虽然不明白地宣示抗日，但是个个借古讽今，托物言志，暗暗激励着自己的学生勿忘国耻、坚忍爱国。日本侵略者虽然允许附中恢复办学，但是规定日文是必修课，并派来了日本老师。学生们知道日本人的用心，学是学的，就是不用心学。同学们间偷偷流传着这样的话：“日本话，不用学（此处读“淆”音）。再搁三年也用不着。”大家盼呀，盼着日本侵略者早灭亡，亡国奴的日子早结束。回想那奇耻大辱、命悬一线的8年，附中最引以自豪的是，老师中、学生中没有出一个汉奸！
虽然兵荒马乱，史树青在放学后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他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鸿来、孙照几位先生看。有时先生们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史树青就直奔他们的宿舍。史树青对这几位四五十岁的老夫子毕恭毕敬，但却没有距离感。因为字画，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因为字画，他和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史树青和先生们在一起，听他们品评，和他们共同鉴定，多有滋有味啊！
史树青鉴定字画的经验日渐积累着：鉴定书画不但要研究画的主体，就连细节，比如落款、题诗和印章等等，都得一一注意。一般的书画在唐宋时期是不落款的；到了宋朝以后，画作上就题上了作者自己的名字，或者注明绘画的内容和绘画的要旨。卖造假名人字画的人，往往是把小名家的名字去掉，自己给补写一个大名家的名，这叫去本款，小名家的画作就变成大名家的了。绘画作品的质地也是鉴定时特别需要加以思虑的。画作的质地有的是绢底儿，有的是纸底儿。同一质地的纸与纸又不一样。明朝纸就有棉纸和麻纸之分，大不一样。做假画的，会把新纸染成旧颜色以显得年代久远。作假明朝的纸，一种把白纸染成麦黄色，一种是染成老鼠灰的颜色。做假的不但染纸，还会染卷……
有一次，张鸿来先生的朋友从琉璃厂买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画《竹石图》，顺路到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一件东西要是假的，通过挑毛病来否定它，比较容易。一件东西要是真的，找证据确定它，就不容易了。可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这么犹疑不决也不是事啊。张先生就把史树青找来了。
史树青拿过画，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后，坚定的说：“是真的。”
“你能确定这就是？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老少啊。”
“能确定。您看这画中的画笔、书法运用得多流畅而无滞碍啊。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我认真琢磨过啊。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我有经验。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
先生们虽然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但鉴定书画到底凭阅历、凭“眼学”。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一看，确实是郑板桥的作品。从此，史树青在附中、在琉璃厂可就有了名气啦，许多别人看不准的东西也就纷纷来找史树青鉴定了。
从上高中起，史树青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北海团城的国学书院上课。书院每周开一次课，请当时著名的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学生每月要交反映学识长进的两首诗、两篇古文的作业。史树青是当时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
1941年，史树青从附中毕业了。离校前，亦师亦友的先生们都题诗相赠史树青。张鸿来先生的题诗是：“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纵同文奕犹贤已，莫误含英与咀华。”这诗中的前两句道出了老先生对史树青的鉴定书画水平的嘉许；后两句既表达了老先生引史树青为知己的忘年交情，也包含了对史树青一定要继续深造学习的殷切期许。
同年，史树青考取了辅仁大学④的中文系本科生，在自己所喜好的文学方面继续深造。在辅仁大学，史树青又遇到了几位人生中的良师益友。
余嘉锡⑤先生，当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为了维护国家民族正气，余先生特意开设了《楚辞》课，教育青年识别“香花毒草”，以抨击当时的卖国求荣者；开设《世说新语》课，对魏晋之际崇尚清谈而误国，反复推理，评论古人而讽喻时事，寓意深远。
陈垣先生⑥，当时是辅仁大学的校长。他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复去地背诵。这样一来，陈先生泛读的书比一般人多，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许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检原文就能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他建议史树青搞鉴定一定要学历史。
在师从余嘉锡、于省吾、陈垣等先生的过程中，史树青不仅对目录学、版本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以便于今后鉴定古籍，而且学会了巧读书。史树青鉴定哪一件文物不是靠文献记录提供线索，或是作证据呢？到晚年虽然戏称自己真正读过的只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连《诗经》、《楚辞》也没读全；但是在实际上，史树青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鉴宝尽书源”——史树青会做“书皮的学问”，简而言之就是一本书，不一定页页翻读，字字深析，关键在于一定要记住书的名字，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版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特别是要把目录背下来。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减少“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与余嘉锡、于省吾、赵万里等先生接触，兼修美术系启功、溥雪斋的课程，使史树青的兴趣与眼学扩展到了金石、古籍、铜器等领域的文物鉴定上。
1945年，当史树青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开始读历史学研究生。当时他还在汇文中学教书。1946年史树青应沈阳一所大学邀请去做中文系讲师。他又成了沈阳古董店的常客。当时许许多多的故宫国宝都流散在沈阳的大小古董铺中。不少好古董，不是日本人在中国连抢带买，投降后没来得及带走的文物，就是古董商从伪满“首都”长春买来的，溥仪从故宫带出的珍藏——其中一幅清代的《四季花卉》到今天仍让史树青记忆犹新。史树青也曾建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赶紧组织收购，但是苦于经费不足，这些国宝大多还是被有钱的收藏家买走了。史树青作为一个穷教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文物的流散。不过，他在那里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了眼学功力。
1947年在余嘉锡先生的推荐下，史树青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从此一直工作到2002年80岁时退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50多年间，史树青始终抱定爱岗敬业、刻苦学习的宗旨，遵照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要求，以“制度健全，帐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取用方便”为工作方针。不但协助领导出色完成博物馆收集、保管、陈列及宣传教育等工作，还指导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提高业务水平。
1950年天安门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游行，大家先要到西直门集合。史树青那天去得很早。在好多卖早点的饮食摊当中，有个老太太正用一个青花大盘子（有炒菜锅那么大的口径）盛着凉粉叫卖。史树青远远看着，就觉得那盘子颜色好，花样好，像是个古董。史树青就跟同行的王世襄走了过去，凑近一看，竟然是明朝初年官窑烧制的青花瓷。俩人当即就要买下来，老太太说：东西好不好，不懂。可这个盘子确是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俩人央告了半天。老太太说：得，给五万块钱（新版人民币发行后，折合五元钱）吧。他们俩翻兜凑钱买了下来。俩人高兴，抱着大盘子站队，抱着大盘子游行。一路上，引起许多人驻足观看。俩人这才觉着别扭，顺道存在裴文中先生家，后来贡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1952年，史树青捡到了一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史树青的有个小学同学，她丈夫是民国时期蒙疆使者陈宧的儿子，叫陈仁恪。陈仁恪为了贴补家用，要卖些旧书画，就找到了当时在京城文物收藏界已经鼎鼎大名的史树青。书，主要是一些元朝史书，没什么特殊价值。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半身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在史树青记忆中，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还是明朝人仿制的；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是不是元朝的画作，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1962年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专家再一次作集体鉴定，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应该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这幅画像的发掘，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记录，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我们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
史树青还经常随考古队，奔赴全国各地去考察鉴定。1958年他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曾至乌鲁木齐、喀什、和阗、民丰、伊犁、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编写简史、简志，参加哈萨克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树青曾参加了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参加发掘，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遗址调查等等。其中，以1980年调查、鉴定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群最引世人瞩目。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孔望山石刻的内容是孔子给弟子讲课。而史树青考察后认为是早期佛教造像群。它以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举哀为题材。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还要早200年，是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这一新发现，对中国雕刻艺术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后来经过申报，1982年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刻群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社会工作之余，史树青勤于笔耕，他的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出版）；《天安门》（与人合著，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与人合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楼兰文书残纸》（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出版）；《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与人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文物精华大全》（与人合著，199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画鉴真》（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鉴古一得》（于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等。
由于深厚的文史知识底蕴、丰富的鉴定经验，史树青从20世纪60年代起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还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讲学。从1973年起他还多次担任中外文物交流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弘扬中国文化传统。
史老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依然热心地为馆内征集文物。1997年有个河北省大成县的人到历史博物馆来鉴定、出卖一个腰牌。接待的人看了看腰牌，说：“现在社会上假的文物已经有不少了。这个也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那人正磨叽呢。史老刚好进门：“这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看。”接过东西一看：银质鎏金的一块腰牌，长21.7厘米，宽6厘米，正面和背面分别铸有汉字和契丹文——“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史老把那人拉到一边，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中午饭”。吃饭当中，就问他：“多少钱买的？”“八千块钱买的，你们给我点儿赚儿，给我一万……九千块钱，我就卖给您了。”“这个东西，我跟他们研究研究，……您先吃完饭再说。”到下午了，史老把馆长请来了，馆长一看：“假的。不能要。”史树青当时没有决定购买文物的权力，就留心把卖腰牌的地址记下来了。
为了这块腰牌，史老又找到国家文物局的张文彬：“张局长，你得帮忙啊。好东西，成吉思时代的，还不称汗。这可是真的。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电话，腰牌现在河北省大成县。河北省不要，咱们要，这东西是个国宝啊，不能放了啊。”张文彬局长给河北省文物局去电请他们征集，卖腰牌的人认识到奇货可居，立即把价钱涨到了两万多块钱。河北省方面嫌贵而没有要。最终，还是张文彬局长出面花了两万五千块钱给买过来，送到了国家博物馆。
回想这件事，有些“聪明人”不理解：既然博物馆馆长都已经发了话，“腰牌是假的”，那么史树青当即只花个八、九千元钱自己收藏了这件文物，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心安理得。可为什么史树青宁可得罪许多博物馆界的人、费尽周折也要为国家博物馆得到这块腰牌呢？
每提及此事，史老心平气和地解释道：“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不可以个人自己要。就怕给公家送来了东西，你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道德的问题，职业道德的问题，犯罪的问题。咱不能做。” 说着说着，史老激动起来：“我们陈列室里陈列成吉思汗这位政治家的文物，就有一个成吉思汗的画像，底下什么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啊，什么都没有。这儿来一个硬货，这还了得吗？我们追求博物馆的文物，追求了50年了。我们征集成吉思汗的文物上哪儿征集去，没有啊。征集过来就是陈列的需要啊。这么好的东西能自己要吗？”
这块圣旨金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惟一的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不仅如此，史先生对这件文物进行细致的考证后，做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论断：铁木真在世时，不仅是称汗，而且已经称皇帝。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么蒙元早期封建化的历史就要进行重大的改写。
几十年来，史老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都献给各大博物馆了，自己家里收藏着什么呢？３万多册古旧书籍——这是史老觉得最宝贝的，这是他“眼学”的源泉之一啊。其次是几百张字画，这里面有地摊上捡漏捡来的，更有沈从文、启功先生等书朋画友相赠的作品。再有就是几把古剑。
2005年4月，史老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的地摊上，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剑身菱形暗纹，并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上有两行错金的鸟篆体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有价值！”史老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回来。
回到家中，史老对这把剑进行了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有 12个同心圆，这种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史树青让家人拿出几张报纸，手握寒光闪闪的宝剑，轻轻一划，叠加在一起的数层报纸瞬间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
史老眼熟的这把古剑，其实与他缘份颇深。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无锈迹，震惊考古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并且被专家公认为“天下第一剑”。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古剑》，记录了史老鉴定古剑的场景。
1973年，史老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化展”赴日本及欧洲展览，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由他亲手带到日本东京展出。后来为保护原剑，曾复制了两把越王勾践剑，复制品都没有错金（错金就是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
“而这次我买的这把剑在文字上更好，使用了错金工艺，所以价值当在那把剑之上，应该为一级文物”。史老认为这把剑虽然是民间传下来的，但确实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配剑。这把剑的历史价值应该与当年闻名全国的夫差剑相上下，论市价起码可以卖到上百万元——当年勾践的子孙的一把佩剑还拍卖了104万元呢。史老对于这种级别的古董是一定要上交的。
史老把剑送给了国家博物馆。可是博物馆方面却认为这是假的，拒收。史老很不开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铜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史老让自己的孩子把那个摊儿上其他几把剑也都买回来了，先收藏着。
2006年，史老从地摊上又捡漏买到了一件宋代的瓷瓶，是哥窑制作的“金丝铁线”。史老这次要把它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虽然很客气地派来两个年轻人登门相见，但是来人认为瓶子是假的，婉言谢绝了。史老又伤了一次心。
国宝不能回家、进入国家的博物馆固然让史老伤心、着急，但更让史老伤心的是：自己看着是真的国宝，年轻人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是自己老眼昏花了呢，还是自己满肚子的学问没人懂，无以为继了呢？
史老自己的不少弟子已经弃学经商去了。虽然能理解“他们也要生存”，但是在史老的观念中，做学问就是要专心做，参与了商业活动是会耽误研究学问的。做文物需要专业知识，要有眼力，抱着发财的思想，急功近利，肯定要上当的。现在能安心读书钻研专业、创新提出独立见解的学生太少了！
耄耋之年的史老还在为文博鉴定事业的未来忧心忡忡……
（根据中央电视台《大家：访文物鉴定家史树青》、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艺林漫谈 征史探源鉴真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物大家的鉴藏人生——访著名文物鉴定收藏家史树青》、北京娱乐信报《我读的书还是太少——史树青：我鉴定的正确率是95%》、北京青年报《人弃我取，点石成金》、每日新报《史树青——鉴宝识英雄》、《国学网》余嘉锡、陈垣相关网页等综合改编。）
?张鸿来（1880—1962年），字少元、邵元，天津人。教育家、版本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曾任北平师大附中校长。1962年去世，其30余年的藏书赠送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其藏书中以天津乡邦文献、小学音韵著述为特色。
④北京辅仁大学：1925年由中国天主教领袖英敛之等创办的一所天主教大学，1927年开始招生。日本侵占北平期间，各国立大学相继南迁，日伪托用这些校址相继建立伪大学。辅仁大学由于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会下令创办的，当时由德国神甫主持校务，使得日伪有所顾虑，成为不受日伪支配的独特学府。1952年夏，辅仁大学的主体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师范大学。
⑤余嘉锡（1884-1955年），字季豫，号狷庵，湖南省常德县人。国学大师，语言学家，文献目录学家，史学家，精于考证。曾任清朝吏部文选司主事。1927年参加审阅《清史稿》。在北京、辅仁等大学主讲目录学。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1947年以《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
⑥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教育家。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深而广的治学途径，可贵地尝试把传统史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主干上。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年代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对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有杰出贡献。他重视教育事业，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招生
留学生
AP项目
附中
数智
数字
办事
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