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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汤佩松（1903-2001），湖北省浠水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首批资深院士，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漫漫求学路 声名传四海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11月12日，刚刚从秋闱乡试中举人的湖北省浠水县（今蕲水县）南凉富商子弟汤化龙喜得贵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著名科学家——汤佩松。汤佩松的父亲汤化龙是清末民初的政界名人，曾和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君主立宪派活动，关系很密切。后曾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和众议院议长，１９１８年在加拿大被国民党人暗杀。母亲也早于1915年去世。因而从15岁起，汤佩松就走上了个人独立奋斗的道路。

1916年汤佩松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该校是当时的留美预备学校，课程紧，校规严，对体育的要求也很高。这种训练对培养汤佩松一生克服困难和挫折的顽强精神起了很大作用。他深知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所以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定下了发奋图强，学成报国的宏愿。汤佩松是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人。当时，文指的是他能说一口好英文，武指的是他会打球。在他这本回忆录中不仅得到了证实，内涵更丰富和提高了。他在清华学堂里就是个活宝，成绩一直维持优良，此外又是"一个少数几名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他在球迷中名声太响，以至当时他的化学老师甚至怀疑他超人一等的实验报告是抄高班同学的旧作业，理由是："一个在球场上出色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一个功课好的学生"。这还真冤枉了他。

1925年秋，汤佩松进入美国明尼苏达（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大学农学院学习，次年转入文理学院，主修植物学，辅修化学和物理学。1927年底，他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这两年的学习，使汤佩松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28年夏，汤佩松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博士论文的工作，他掌握了“生理过程间多功能关系”这一概念的运用。这就是后来他关于呼吸代谢多条路线及其与其他生理过程相互关系这一观点的萌芽。1930年夏，汤佩松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到哈佛大学工作了３年（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并于1930年和1931年夏两次到马萨诸塞州海滨小镇林穴（ＷｏｏｄｓＨｏｌｅ）的海洋生物学研究所（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作短期访问。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研究机构，名家云集。这两次访问时间虽短，但汤佩松却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生物学界的大师，包括当时和后来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遗传学家Ｔ．Ｈ．摩尔根（Ｍｏｒｇａｎ）、细胞生理学家Ｏ．瓦布尔格（Ｗａｒｂｕｒｇ）、生物化学家Ｌ．米歇利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以及有名的李利兄弟（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 Ｌｉｌｌｉｅ）等等；选修了普通生理学课程；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学论。名家们精辟的思路、巧妙的实验设计和新颖的实验技术简直使他着了迷。从此，他决心终身从事细胞呼吸、植物呼吸和光合作用以及生物力能学的研究。

１９３３年夏，汤佩松放弃了在美国获得优厚条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毅然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负疚之感。正是我的祖国和人民才哺育了我，将我养大成人”。他称他这是“报恩”。在由美返国途中，他访问了３位大师的实验室：英国剑桥的Ｄ．凯林（Ｋｅｉｌｉｎ）、德国柏林的瓦布尔格和海德堡（Ｈｅｉｄｅｌｂｕｒｇ）的迈尔霍夫（ＯｔｔｏＭｅｙｅｒｈｏｆ）。这些访问对他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发生了很大影响。他回国后即着手建立我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学实验室。从１９３３年夏到１９３７年期间，汤佩松既忙于实验室建设、同时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开设了生物化学和普通生理学等课程，完成了７篇有关细胞呼吸动力学的论文，１篇有关光合作用的论文和其他一些论文，其中关于光合作用的论文被认为是该领域的１篇经典文献。

抗日战争期间，汤佩松在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创办了植物生理研究室。这个实验室非常简陋，而且３次被炸毁，４次搬迁重建，最后搬到昆明北郊的小村庄大普集。著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曾到这个实验室参观，并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在大普集……汤佩松建立了普通生理研究室，尽管房屋都是由泥砖和木料建成的，但设备不差。更重要的是他使许多青年科学家聚集在他周围，在一种认真的气氛中进行工作”。３０年后，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974）第5卷第二分册的扉页上特别注明：谨将此卷献给汤佩松和伯纳尔。

抗战胜利后，汤佩松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年冬，北京面临解放之际，他头一个大声疾呼：“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他还给国民手中的时候了。”他还常说：“生我之乡的山山水水总是最可爱的”。１９５０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和北京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半个多世纪以来，汤佩松在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方面发表了３本著作和逾２００篇论文，在植物呼吸代谢方面提出系统的观点，独树一帜，而且培养了大批植物生理学家。他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为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6月,被授予中科院首批资深院士。他曾获得国内最高的自然科学奖（1989）、陈嘉庚奖（1995）、何梁何利奖（1991）和中国科学院多次的科学奖，并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汤佩松是一位蜚声国际的植物生理学家。由于他在植物呼吸代谢和光合作用方面的贡献，１９７５年被美国植物生理学会选为名誉会员，后又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名誉会员，还被邀请担任国际性杂志《光化学和光生物学》的编委。1983年另一国际著名的刊物《植物生理学年评》特约请他用英文写了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为《抱负、现实与境遇》，刊在此期之首。这是此刊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开头不是一篇科学论文而是一篇个人回忆录。1979年，他率领中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植物生理学会上作“中国植物生理学50年”的报告时，全场起立致敬。1981年他又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到澳大利的悉尼参加第13届国际植物学会的年会，被邀请作“中国植物学概况”的报告后，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些在国际上是极为少见的。

从教半世纪 育才几代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汤佩松对我国几代植物生理工作者的培养和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４０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我国大部分植物生理工作者，在年青时期可能都得到过汤佩松不同方式的指导和帮助。

从１９３３年回国的那一天起，汤佩松就开始了为我国培养人才的工作。他不仅亲自授课、编写讲义、培养研究生，更重要的是，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创造一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吸引年青人，培育英才。

在武汉大学，他从一个人开始，先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教学，开设了生物化学、普通生理学等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普通生理学讲义。他所创建的普通生理实验室，在短短４年之内，规模就有了很大发展。以他为中心的研究小组的成员中包括林春猷、吴懋仪、高尚荫、殷宏章、张信诚、沈其益等，他们后来分别成了各个方面的学术权威。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汤佩松创办的植物生理研究室里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至少有４０多位。许多人后来都是我国植物生理学或其他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权威，例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殷宏章、罗士苇，北京农业大学的娄成后，植物研究所的王伏雄，复旦大学的薛应龙，山东海洋大学的郑柏林和薛廷耀，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刘金旭等等。

１９４６年汤佩松负责筹建清华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他当时的抱负是把清华大学农学院办成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农业生物学教学基地和研究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从事教学工作和实际工作，又是农业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人才。所以本科学生首先在理学院学习数、理、化及生物学课程。

１９５０年以后，清华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他担任了副校长，以后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５４年起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他在北京大学除讲授植物生理等课程外，特别强调教师要进行科研工作，主张学生灵活主动地学习，并亲自组织和指导本科生的课外研究小组。

汤佩松对我国植物生理教学工作的一项重大贡献是发起并主持了１９５６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植物生理教学讨论会”。那时各大学纷纷开设了植物生理学课程，教师队伍日益壮大，但大多数教师是刚开始教这门课的年轻人。大家迫切希望了解如何教好这门课，了解其教学内容（包括实验内容）。汤佩松于是约请娄成后、崔澂、曹宗巽等一起举办了这次讨论会。与会者１００多人，他们互相切磋，交流经验，最后对许多重要问题统一了认识。我国植物生理的教学水平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２０多年后，参加过这次讨论会的教师一致认为这一活动对培训我国的植物生理学师资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又举办了好几次这样的讨论会。

八旬以后，汤佩松虽然不再担任实际的科学领导和组织管理工作，但仍不断阅读文献，注意国内外科学的发展动态，考虑研究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指导研究生，切望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他说：“我作为一个植物生理学家，愿意看到现代植物学在我国蓬勃发展。但是，……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要考虑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走我国自己的道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要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是每个科学工作者终身奋斗的目标，也是每个科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一个重要品质。”

自1933年回国后，除了学术活动，他没有在国外工作过。到他去世时为止，他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整整工作了72年。1986年，他写的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是他写的类似自传的一本书，但其中主要叙述了他的学术生涯。其中涉及到与他有关的学术界人物和事迹，十分详尽生动，却几乎没有谈到他的家庭和与学术无关的事。1993年他90寿辰和从事科学研究63周年时，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为他出版了一本由娄成后院士任主编的《汤佩松论文选集》，其中刊有由他自选的论文61篇，由费孝通写《代序》，著名科学家卢嘉锡题签。

汤佩松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爱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敢于坚持真理，在那些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中，他经常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些事时，只是说：“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恩怨”，“没有什么可以自悯，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汤老关于成就和荣誉的人生感悟富含哲理，至今还引发我们的深深思考：“人们用亮度和热力衡量星体，用荣誉和贡献衡量人们的成就……对我自己来说，一个公平的共同的标准应该是：在每段紧张工作完成后和最后当死神降临的前夕我能平静地、安详地、心情愉快地轻诵唐人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至于句中的“泪”字，“我是用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大轰炸紧急关头发出的震撼军民的豪言壮语‘我能贡献给你们的只有血和泪’中泪的含义，不是悲伤而是奋斗的泪痕。”

（根据吴相钰、周发勤、匡廷云作《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费孝通题《汤佩松论文选集序》综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