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玄同（1887一1939），名夏，后更名玄同，字德潜，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炳麟。1913~1919年期间曾任北京高师附中国文教员。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
钱玄同小传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后改名玄同，宇德潜，号中季、疑古，湖州鲍山人。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次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又师从章太炎学习声韵训诂。
1910年（宣统三年）春回国后，先后任嘉兴中学，海宁中学，湖州中学教员。辛亥革命后，在杭州教青专署任科员、视学。
1913年（民国2年）秋，在北京高师附中任教，1916年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教授，主授音韵学。
1917年兼任《新青年》编辑，提倡文学改革，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1928年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不能随校撤离，留居北平，曾多次坚拒日伪聘请。1939年1月17日病故。
新文化运动的猛将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猛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钱玄同读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本》后，就认定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
1910年（宣统二年），玄同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陶成章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篇篇都是白话文。
辛亥革命后，在杭州办《通俗白话报》，开始为《新青年》撰稿，提出许多“文学革命”的理论和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主张。1917年8月，钱玄同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
1918年（民国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北京，由钱玄同、陈独秀、胡适、李大刘、沈尹默、刘复6人轮流编辑。从四卷一期起，全部用白话文撰写文章，又首创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他与鲁迅友谊深厚。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玄同的劝说、鼓励下写成，并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自己不做新诗，但支持胡适等人的新诗尝试。
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所倡导和从事的“国语运动”，包括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定拼音文字、改古文为白话文等内容。文字音韵学造诣极高，但从不放弃适用于教青、普及的工作。1918年（民国7年），他主编全国首创的白话文加注音符号的小学一年级“国语”教科书，给北京高师附小孔德学校试教，这是我国革新语文教学的大胆尝试。曾研究方言，并和顾颉刚合作注《吴歌》音，和周作人合作注《越谚》音，和魏建功整理苏州方音的声韵部类。1926年，与黎锦熙等制定“国语罗马字”的拼音法式，即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1932年，制定以北平字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1934年，在病中草成《第一批简体字表》，1935年8月由教育部公布第一批324个简体字。为建国后的文字改革工作奠定基础。玄同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学术论文和有历史价值的书信，散见于《新青年》、《国语周刊》(包括《句刊》及《世界日报》副刊)、《师大月刊》；音韵学著作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经学有《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
钱玄同与刘半农
钱玄同与刘半农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样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五四”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进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搏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有活到很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丽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道德文章”一语了。
幽默教授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部大笑。
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还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拍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不耻向学生求教的大教授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着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根据辽海出版社《北大逸事》李军文章、《大公报》赖康宁文章和《青年在线》《北大商学网》等综合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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