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汪德昭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中科院院士，水声学专家。曾任中科院声学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汪德昭的大哥汪德耀和弟弟汪德熙、汪德昭的夫人李惠年都是师大附中的校友。汪德熙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中科院院士，核化学专家，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总工程师。汪德耀1921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生物学专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李惠年1925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在北京师大附中任音乐教员。
进京
是在北京师大物理系念的。整整16年的学习，他都没有离开“北京师大”这个“体系”。
进附中
汪德昭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勤奋，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而且兴趣广泛，非常喜欢动手做实际操作，弄清事物的原理、结构、变化、发展等。
1918年进到师大附中以后，求知欲旺盛的汪德昭，不满足于课堂上学到的那些知识，脑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问。在当时还没有《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画报》等类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读物的情况下，他只好拆开某些在当时看来是新奇的东西，来搞清楚它们的构造，检验它们的功能。于是，他成了一个喜欢“动手”的“小淘气”，有时就难免会犯些“错误”，闹出笑话。
有一次，家里买了一支体温表。汪德昭听别人说过温度表可以量出100℃的温度，便倒来一杯开水，想看看温度表能显示出多少度来。由于他不懂得体温表（只能量35~43℃之间的温度）和普通温度表（能量20~100℃或更高、更低的温度）的区别，当他刚把体温表放进开水杯时，体温计因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便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爆炸。这使年幼的汪德昭认识到了在做事情之前，要仔细了解事物的特性，不可莽撞行事。
有一段时间，汪德昭看见钟表就想把它们拆开，看看里面的构造和原理大致是什么。他曾经把他父亲的一只怀表拆卸开了却没有装配上，所以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妈妈见到他就要把家里的钟表等收藏起来，生怕也被他拆了装不上，弄得家里没有用的。虽然如此，汪德昭却明白了钟表是靠发条松动来带动指针走动的。
还是在念初一的时候，他听大哥汪德耀和同学们议论说：陶瓷和木头都是绝缘体，不导电。夏天，有一次突然闪电，打雷，汪德昭就赶紧跳到吃饭桌上，手里拿着两个瓷茶杯，试图验证到底是不是绝缘。这种举动虽然幼稚得可笑，却显示了他自幼就想探求真理的心愿。
正是因为他自幼喜欢自己“动手”，所以当他后来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时，对实验技术非常重视，加上受到重视实验技术的老师吴有训教授的熏陶，使他对实验技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吴有训（1897—1977年）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年代初在美国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康普顿（1892—1962年）研究短波长的电磁辐射（X射线、γ射线），与导师共同发现了“康普顿效应”。20年代中吴有训回国不久，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由于吴有训非常重视实验技术，而当时北师大的仪器设备很少，没有高压电压表，无法测量X光机的电压，于是，汪德昭就站在地上，用手渐渐接近X光机，以造成火花放电去测量电压。这当然是很危险的试验。后来汪德昭常说：这一阶段的实践，对于以后的科学研究有很大帮助。他学会了自己吹玻璃器皿的技术；大学毕业后教中学时，他以擅长动手做实验而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后来出国留学时，凭着这一手“功夫”，他做出了不少创造性的成果。
成长
就在汪德昭在师大附中一年级读书的时候，191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他的身边发生了。本来，作为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对于这样的政治性事件是不会太关心的，可是汪德昭却不同。他的大哥汪德耀是师大附中学生会的副主席，学生会的主席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赵世炎（1901—1927年）。赵世炎和汪德耀虽然是中学生，却经常从厂甸（附中所在地）跑到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去联系、了解情况，回校后发动同学们响应。所以，汪德昭在“五四”那天虽然没有亲身参加游行等活动，却从哥哥那里亲耳听到了“火烧赵家楼”等真实情况。在赵世炎、汪德耀的启发、教育下，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汪德昭，激发了热爱祖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赵世炎按照革命前辈李大钊（1889-1927年）的榜样，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师大附中组织起了“少年学会”，吸收了20多名会员。汪德昭也参加了，是年龄最小的会员。少年学会办了个平民学校，由会员们当教师。每天下午附中下课后，平民学校的小教师们便招呼学校周围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到学校里来听课。汪德昭的口齿清楚，便教了语文：他的嗓音洪亮，所以又教唱歌。
自打记事时起，汪德昭就知道自己的家境并不富裕。还是在板浦镇的时候，伯父家吃白米饭，自己家吃子米饭；伯父家吃鱼吃肉，而自己家吃的是小鱼煮咸菜。到北京之后，虽说是父亲在农林部当主事，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生活可以好一些了，可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元，而且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不能按时发薪；有时发的薪水还要打折扣，只能发八成甚至六成。所以每个月父母都感到经济拮据，全凭母亲善于料理，才使一家六七口人的一日三餐没有发生问题。所以，在汪德昭幼小的心灵里，认为自己的家境是比较贫穷的。
当了平民学校的教师之后，汪德昭曾经做过“家访”，到那些自己所教的同龄小朋友的家中去做调查，发现在那些拉洋车、当佣人的劳苦人民的家庭里，孩子们不仅无钱上学，而且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是经常现象，这使汪德昭明白了：原先自己总觉得家里穷，原来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啊！因此，他从小就很注意节俭，从不乱花钱。1922年汪德昭中学毕业后之所以升入北京师范大学，虽说有偶然因素，但是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北师大不收学费。
随着年龄的增大，汪德昭不但总想着尽量少花家里的钱，而且为了贴补家用，他在两年的预科之后，上大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在课余当家庭教师，教中、小学生补习英文。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他得了7块大洋的报酬，高兴极了，连跑带跳地回到家中，全部交给了母亲。正好家中没钱买粮了，这下可顶了大用。汪德昭平时很俭省，偶尔吃上一份炒饼，再来碗酸辣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这在当时的北京各大学来说，几乎是最便宜的伙食，可是汪德昭却吃得津津有味。
伟大的“五四”运动过去了。但是，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汪德昭的哥哥汪德耀和赵世炎等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在《新青年》竖起的“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的指引下，他们认为，中国多年来之所以贫穷落后，被动挨打，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俎上鱼肉，就是因为人民愚昧，科学不发达。要想中国富强，就应当兴办科学，使人民有知识。怎样才能使中国的科学发达呢？他们想到，应当有一批有志青年，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好振聋发聩，拯救中国。
于是，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即1920年，中学毕业的汪德耀，考取了设在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到法国读书去了。而赵世炎则在同一年由华法教育会组织，去到法国勤工俭学。
汪德耀所走的这条“科学救国”的道路，给了汪德昭以深刻的影响。他当时还小，但他也同样认为，应当好好读书，长大了从事科学，来振兴国家，扫除愚昧落后。中学毕业以后，他便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虽然教书了，但是科学救国的思想他一直坚定不移。
夫人李惠年
和汪德昭一样，李惠年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涯，也未离开过“北师大”这个体系。她七岁开始上师大附小，1920年进入师大女附中。
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束缚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即使是在推翻了清王朝以后也还是这样。到了20年代初期，我国近代的教育改革家林励儒担任师大附中校长，认为男女学生应该同校求学，便在1921年打破传统，开风气之先，首次在中学同时招收男女学生。不过女生仍然要单独编班上课，不能与男生同室听讲。由于觉得师大附中的教学质量要比师大女附中的高一些，于是，李惠年便在一年级时转学到了师大附中。
李惠年是一位窈窕淑女，面貌娟秀，身材苗条，温柔里颇见刚健，刚健文静中又显坚定。青年时代的她醉心音乐，还是在师大三年级当学生时，为了纪念世界“乐圣”德国作曲家L.贝多芬（1770-1827年）逝世100周年，她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贝多芬的生平”。这篇文章被北师大校刊编辑看中了，校刊出了一期《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专刊》，把她的文章登出了，这篇文章竟占了4个版面！这很可能是我国介绍贝多芬最早的文章之一。她在二三十年代经常登台演唱中外名曲，颇有名气，还加入了“爱美乐社”（是一群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织的），进行各种音乐活动。这说明了她的思想开明、解放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李惠年性格的形成，除了与家庭和周围环境有关，还与她在师大附中求学时代的级任老师（班主任）兼语文、体育教师石评梅女士的教导分不开。石评梅女士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之一，毕业于北京女高师，学的是教育学；毕业后一直在师大附中教书。石评梅的恋人高君宇（1896-1925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出席了孙中山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同年3月在北京因病早逝，时年29岁。在五四运动和高君字的影响下，石评梅在女生教育中实践着自己的教育主张。她用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和亲善和蔼的教育家的真诚，赋予学生以感染力，力求促使这些女生去达到理想的男女平等的目标。她常指导女生要学男子的那种爽直、决断、勇敢和强健等优点和长处；同时又要保持女性的留心、精细，有一种温柔而典雅的感情的优点。她常要求女生做到这样几点：第一，做到平民化，克服小姐气，能苦能劳，能文能武；第二，做到朴实，克服虚荣；第三，做到认真实行体育，变掉娇懒习气。石评梅要努力使自己的这些女学生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成长为有用的人才。
正是石评梅的这些要求和主张，给了李惠年以深刻的影响，也使他们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情同手足，亲如家人。从1924年到1928年10月中旬石评梅病逝前，她们不但经常会面，还不断书信往还。到1982年人们为纪念石评梅女士准备出专辑时，李惠年从自己的书柜中整理出了她珍藏了近60年的石评梅写给她的50封信中的13封信公开发表。这些信历经了多次战乱而未毁，说明了李惠年是何等珍视她同老师的情谊。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墓都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西南角的树丛掩映之中。李惠年回国后曾多次借同汪德昭亲往凭吊。
赴法留学
汪德昭从出生直到大学毕业以后的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一方面，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不但在经济上掠夺、压榨，甚至发动军事侵略，“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祖国的政治屈辱和经济落后，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汪德昭恨不能立即学好科学，让我们的国家马上强盛起来。可是，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他在大学毕业后还不得不同时在几所中学兼职教课。不过，向往科学，到外国学好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回采报效、振兴祖国的思想，却时刻没有忘怀。
到哪个国家去？他选择了法国。为什么？因为法国在全世界首先推翻了封建制度，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哥哥汪德耀从1920年去法国留学，前未回来，对他影响很深，兄弟俩在一起好有个照顾。不过，尤其使他坚定了去法国留学的决心的，是在他亲耳聆听了一次法国著名科学家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1872一1946年）的报告之后。
郎之万因其改革教育的主张而蜚声世界，他于1931年10月初到达中国，先后访问了北平、上海等地，到多所大学会见教师学生，做了有关相对论、超声波等最新进展的学术报告，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一天，汪德昭特意从学校专程赶到中法大学会场去听郎之万的讲话，郎之万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尤其是郎之万说的“科学家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们负有社会的责任，要对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尽自己的义务这几句话给汪德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德昭打心眼儿里佩服郎之万，坚定了到法国去留学，而且是拜郎之万为师的决心。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筹措路费、安顿家小等准备工作之后，1933年10月初，他就离开祖国，乘船到法国去了。
归去来兮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在1956年初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欢迎留学外国的科技工作者回来参加建设。在这种形势下，早想亲自投身加入祖国建设行列的汪德昭，托人带信回国，请求允许他回来，因为他曾经接到国内某些同学的建议，说领导希望他在国外多留一些时间，多学一些高新技术再回国。他在信中表示，只要是祖国的需要，他可以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是搞教育，或者是搞工业。不久，他收到回信，同意他们回来，并向他转告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凡是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对这句话，汪德昭一直牢记，没齿不忘。
1956年的11月下旬，汪德昭一家人为了尽快轻装返回祖国，他决心扔下钢琴和其他值钱的物品，打算从法国到瑞士，再从瑞士乘飞机回国。
本来汪德昭的归心似箭，恨不能一步就跨回祖国。但到了真要离开巴黎，不禁又有些留恋起来。临行前夜，他站在住室的窗前，望着巴黎灯火辉煌的夜空，面对着熟悉的蒙梭街心花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回想23年前刚到巴黎时，自己还是个不满30岁的青年，由于恩师保罗·郎之万的指导有方，才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一个不懂科研的年轻人，成长为具有了一定成就并小有名气的科学家。
在这23年中，自己在科学的海洋里勤奋探索，孜孜以求，并写出了很多篇论文，其中大部分刊登在法国科学院院报和法国《物理学报》上。表明了它们的高水平。除了科研，自己还毫无保留地为祖国、为法国的科学和社会进步，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尽力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如今，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巴黎了，对这个成就了自己事业的地方，怎能不产生依依难舍之情呢？特别是许多法国好友，多年愉快地相处，真是难分难舍啊。
他再环顾室内，摆设的各色家具，有好些是1949年搬进来以后他和李惠年攒钱一件一件添置的，如今因急于回国，不打算带走了。不过他又想到，重要的是，自己是回国参加建设，自己终于可以回到梦绕魂牵、日思夜想的祖国了。
汪德昭一家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请求协助。我国大使冯铉热情接待了汪德昭及其家人，为他们办理好了护照、签证，并准备好了飞机票。因为冯大使临时请汪德昭先到日内瓦去帮助办件事情，行期便推迟了。等他从日内瓦回来，才知道那天的那个航班失事了，有不少人遇难。冯铉大使为了保证汪德昭的安全，坚决不同意他们一家人乘飞机，而要他们改乘火车回国。
经过了九天九夜的长途跋涉，当汪德昭一家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来，已经是1956年的12月底，从他1933年10月离开算起，阔别北京已经有整整23年了。
当时正在广招海外学子的中国科学院接纳了汪德昭，按照他归国前所从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兼九室主任；又考虑到他曾经研制过超灵敏度静电计和微量天平，熟悉科研仪器设备，于是还任命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的局长。
在1957年5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汪德昭因其学术成就突出，和其他几位同样具有突出成就的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一起，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现在改称院士）。这一届数学物理化学部数理方面共增选六人：吴文俊、汪德昭、张文裕、张宗隧、钱学森、郭永怀。
开创国防水声科研
1958年初夏的一天，汪德昭正在原子能所自己的实验室里忙碌着，张劲夫副院长兴奋地告诉他：“党中央决定：立即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在一些重要领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要发展自己的水声学！你赶快准备一下，参加水声考察小组，到莫斯科去”。汪德昭听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点将点到了他的头上。
汪德昭回国以后，虽说下定决心服从祖国的需要，去从事任何工作；但要他从自己所熟悉的大气电学、原子能应用等领域跳出来，去专搞水声研究，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知道，水声学是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声波在水中的辐射、传播、接收的问题，主要和声呐打交道，为防潜（艇）反潜（艇）服务，和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密切。而国防水声科研工作当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要他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去开创我国的国防水声的局面，他既感到光荣和激动，同时也觉得肩头担子的沉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地从平地建立起我国国防水声的庞大而又复杂的“研究大厦”，这真可以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但不管怎么说，他意识到了自己此刻是祖国最需要的人，仅就这一点，就可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了。更何况30年代末自己还曾同导师郎之万一起研究过加大水声换能器的功率问题并取得了成功呢？！和其他的人比起来，还不能说自己对水声完全陌生。于是，他毅然地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荣誉当之无愧
正是因为汪德昭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因而他获得了多种国际学术荣誉。1978年，汪德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恩博的“科学与技术知名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之一，并于1981年5月被邀参加了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科技进步对社会（所产生）的后果”的第一次讨论会。
1979年，他又一次去巴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1981年6月－7月，他率领中国声学代表团访问法国期间，法语区声学家协会于6月6日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把一枚该协会的最高级勋章受给了他，以表彰他多年来在法国和中国从事声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推动中国声学发展和培养人才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这个协会的前主席在致词时说：“这枚勋章是我们对您尊重的标志，您作为一个成绩卓越的科学家，赢得这种尊重是当之无愧的。”
1991年秋，法国总统密特朗派遣科研和航天部长来北京，代表他向中国的两位科学家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一位是严济慈院士，一位就是汪德昭院士。将“军官级勋章”颁给中国学者，这还是第一次。
汪德昭还三次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的来函，请他推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
所有这些都说明，汪德昭是一位受人尊敬、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
（根据1995年海洋出版社《院士传略汪德昭》一书改编，原作者陈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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