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姜泗长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耳鼻喉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1993年获中央军委“模范医学教授”称号，1996年获首届陈嘉庚奖。
1993年9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军委命令：授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教授姜泗长“模范医学教授”称号。
5天后，“祝贺姜泗长教授从医55周年暨80寿辰”的纪念大会在解放军总医院文化活动中心二层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摆放在会场正中央。
为一位老教授从医数十年、80寿辰举行隆重的庆贺大会，在解放军总医院是第一次，在我军医疗战线上恐怕也史无前例。一个人为什么能得到众多人的衷心拥戴，它的奥秘在哪里？
一、附中岁月
小学毕业，姜泗长先上志成中学，后来又考到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这所学校云集了当时的一批知名学者。师大附中当时分文理班，姜泗伏在理科班。他不喜欢文科，最烦写东西背东西。对文科班学生“咬文嚼字”、“无病呻吟”的“习性”更是不以为然。多少年后，当姜泗长要著书立说之时，常常感到底气不足后悔当初重理轻文，没能打下扎实的“写作文字”功底。
姜泗长的理科成绩一直很好，但他并不只是死读书，他喜欢打排球，是学校排球队队员。短跑是他的常项，曾有师大附中高中部100米第一名的纪录。
后来姜泗长回忆：“中学像是在玩乐中读完的。”
北师大附中活泼向上的学风给处在思想形成时期的姜泗长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掀起了全国上下的爱国高潮。一个梳着短发，非常秀丽的青年女教师，给姜泗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老师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讲政治、讲学生运动、讲争取民主自由。这些道理他听起来似懂非懂，但从一个女性口中讲出，却透着一种神圣和令人向往的境界来。
还有那个数学老师程廷熙先生，因鼻子奇特大而被同学们戏称“程大鼻子”。他异常整洁规范的板书，逻辑性很强的讲解，使同学记忆深刻，当堂就可以完全消化。“并不像现在的学生放学回家就有做不完的作业。”姜泗长回忆往事总会这么说。
鼻子上架副眼镜的方叔密老师，总爱出点绕弯儿的物理习题以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考前考后学生个个提心吊胆，但分数并不公开，所以同学们的关系亲密无间。
理科班同学普遍重理轻文，尤其不爱写作文。同学们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目。一位陈厚封同学整天迷恋无线电，自己组装半导体，搞得很有水平了，但就是不爱写作文，每次作文他只写两行。老师问起来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思想啊！”有一位更甚者是唐宜同学，思想活跃，上课好聊天，从不按时交作文，其实这位同学作文写得挺好。一天，老师问：“唐宜同学，什么时候交作业呀！”“该交的时候就交。”唐宜说。一学期结束，唐宜欠了几十篇作文，不交毕不了业，全班同学一起动手每人为他补写了一篇作文。老师和同学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情景，让姜泗长今天想起来还倍感亲切。
鼓励个性发展，允许个人爱好，是师大附中办学的特色。后来，那个整天不写作文的陈厚封同学真成了无线电专家。同学们尽管调皮，但毕业后大都能顺利升入好的大学继续深造。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国家授予他荣誉的大会上，特意讲到他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师大附中的老师，为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团结活泼、知书达理、勤奋好学的氛围，孕育着北师大附中的每一棵小树。当时的老师个个水平很高，大都著书立说，卓有成绩。翻开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名册记录，有三十多位院士就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三十多位院士同出于一所学校，绝非偶然。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否在其中寻觅出一些结论或启示呢？
“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唱着激励几代人的校歌，姜泗长度过了师大附中两年难忘的时光。树高千尺颂根深，“中学教育很重要”，多年后姜泗长说起自己的母校时仍然十分怀念。.
二、选择医学
姜泗长即将中学毕业，面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似乎早已拿定主意，对父母说：“我想学医。”姜泗长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辅仁大学医预科。在以英文为主的教会学校里，除了自然和语文用中文以外，其他课程全部用英文讲授。从小学到中学在校学生大多一直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已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姜泗长突然进入这样的环境一下子还难以适应，每每下课，他都要补抄其他学生的笔记。一段时间里，姜泗长没能当上第一，这令他很不自在。
家里人多，学习起来不免要受影响。他想出一个排除干扰的办法。人是活的，时间是固定不变的，把作息时间变动一下不就可以使嘈杂的环境变的安静起来嘛，姜泗长每天放学回到家里不是先看书做作业，而是先吃饭，吃完饭就睡觉。等夜深人静，半夜两点钟家里人都入睡了他再起床，开始背书、读书。不服输的性格，使他在不长的时间就赶上了同学们。在学习上他开始考第一，开始拔尖。后来，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姜泗长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收费低的北平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医科大学)。
1932年，姜泗长开始了在北平医科大学六年的走读生涯。加上在辅仁大学一年的医预科，姜泗长实际上读了七年大学。
三、出国深造
抗战八年是姜泗长和老师一起创业，一起忍饥挨饿的八年，也是他全面成长的八年。无论是技术还是作风，姜泗长已经是一位让老师满心欢喜和放心的学生。两年以后，34岁的姜泗长以他的工作成绩和较好的技术水平被医院提升为副教授，开始全面主持科里的各项医疗工作。这时他在考虑：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必须出国学习深造。
1947年7月，姜泗长抵达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他的导师John·Rolston Lindsay(林则)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有名的耳鼻咽喉科教授。来到这陌生的地方，见到陌生的一切，姜泗长心情紧张得无所适从。
孤身在异国他乡，不免思念老师和亲人………一天，姜泗长拿出和老师、同事们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教学楼前的夜景照片默默注视，忽然传来一个美国人惊讶的声音：“你们中国也有电灯？”姜泗长愣住了，美国人这一声疑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身后的祖国，在美国人眼里，比实际的落后还要落后。从某种意义讲，这一声疑问也剌激、强化了他的图强意志。
姜泗长在美学习期间，耳鼻咽喉科在美国的外科大系列中仅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几十年过去，医学飞速发展，耳鼻咽喉科也以它独特的视角，在外科领域独占整头。如今世界领域的耳鼻咽喉科已发展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大”科，它的手术范围已扩展到颅内，成为新型的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这是当时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当时医学院教学大纲规定该专业只有十几个学时，对这门“小科”并不太重视。十几个学时对要掌握专科基本知识及操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学生们只能走马观花地看看，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每一批实习学生来，指导老师都例行公事式的指定学生阅读一些参考文献，在实习结束前上交一份学习报告就可以。而这些报告教授们是不屑一看的。
姜泗长发现美国的教学方式和中国截然不同，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没有人跟在你的后面督促你，管你，而是给你充分的自由空间，学好学坏与老师无关。
美国人是傲慢的，也是友好的。你只有用你的工作成绩和学识来证明你行时，你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友谊。
四、临危受命
姜泗长从美国归来后在上海逗留了几日，于1949年初又回了南京中央大学。
这时，有人劝说姜泗长到台湾去，飞机即刻起飞。走还是不走，姜泗长思索着：眼下的局势已经告诉人们，国民党的腐朽没落只在朝夕。他已感到了共产党强大的影响力，对共产党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认识，但对国民党却已完全失望，他只想等等看。不管怎么样，作为一名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也是做人之本。
他决定留下来，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
就在解放军接管南京中央大学前夕，发生了一件令大家心里不安的事。“中大”附属医院的院长携家眷出走。消息迅速在人群中传开，解放军就要到来与院长的出走，使医院上下顿时乱作一片。
病人每天都有，医院一天也不能关门。而现在群龙无首，医院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在学校工会的组织下，采取了最民主的方式：学生以班为单位，工作人员以科室为单位提名、投票，选举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选举结果令姜泗长感到十分意外，他的票数最多！为什么大家要选自己做院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刚从国外回来还不到半年，做院长是他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十几年前患肺病后就不爱多言语，连给学生讲课的声音都不大，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跟自己专业无关的事他一概不关心，医院里的食堂在东还是在西，妇产科在南还是在北，他都说不清楚。这好像难以让人相信，但却是真的。
很快，南京市政府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签署命令：任命蔡翘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姜泗长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一纸公文已经向姜泗长说明，他要有长期做院长的打算。现在他不仅要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还要考虑今后的发展。他开始感到责任重大，除了行政管理工作，每天还有100多个学生等着他去上课；成百的病人等着他去诊治，天天忙的像打仗，留给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看书备课只能从睡眠时间中索取，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可奇怪的是，一向虚弱的姜泗挺反而变得精力充沛。
姜泗长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全院人员到城里的大礼堂会开会，他和同志们一同骑自行车到达会场，比姜泗长年龄还小几岁的教授随便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姜，你也来了。”大家把院长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而没有因为他当了院长而敬而远之，这使上任不久的姜泗长颇感欣慰。
在建设医院的过程中姜泗长开始有点喜欢院长这个职位了，医院发展的蓝图正在他手中绘制。
姜泗长在当院长主持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悟透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对科学家来说，掌握一定的权力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权力可以为科学铺路，可以为科学开绿灯，成就事业，造福人类。当然，权力这东西也会成为循私谋利的武器，但他姜泗长不会这样做。姜泗长开始有点庆幸自己当初被迫临危受命，作为一院之长，他不仅要关注耳鼻咽喉科的发展，而且还要纵观全院各个学科的协调并进，这使他逐渐树立起了一个全局观念。
1954年8月，姜泗长被任命为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1959年，调往301医院。
五、勇闯“禁区”
姜泗长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内耳的骨壁上开一个“窗”。
1950年7月的一天，姜泗长站在手术台上，助手田钟瑞迅速准确地递上每一件所需要的器械。此时，哲学家的辩证思维和美学家的艺术眼光，都在这方寸大的手术视野中融为一体。
经过六个小时的苦战，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治疗耳硬化症聋的内耳开窗手术成功了。成功的喜悦，使辛苦都变得甘甜。病人从麻醉状态下苏醒过来，安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整个病房沸腾了，病人激动地流下眼泪。
那时一个高难度的新技术新方法的成功并没有新闻媒体做宣传，都是病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耳聋病人拥向南京。许多没有听力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做手术。病人下了火车，只要说是找姜泗长治耳朵，人力车的师傅就会准确无误地把你拉到目的地。内耳手术是一种难度大、操作精细、术程伏的手术。一些精细的手术器械也是姜泗长一点一点地磨出来的。每一次手术后，器械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所以还要重新修整，影响了手术进度。开始时只能隔日做一例。
耳开窗术取得了成功，但在姜泗长看来并不十分满意，他在前人的手术理论基础上，改进了顶盖造窗法，减少了“窗口”封闭的机会。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从手术切口到手术方式甚至到麻醉他都一一进行了改进。首先，他一改此手术采用全麻的惯例。变全麻为局麻并一举成功。局麻病人损伤小，术中能够随时观察情况，但麻醉要求难度大。值得提一句，至到今天，美国人仍然采用全麻施行此项手术，这也许是美国人的习惯，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当时，经过姜泗长改进的内耳开窗术有效率达81.4%，达到了国际水平。
姜泗长在潜心攻克耳硬化症聋的同时，他还做出了国内第一套成人颈骨切片。在许多人不知内耳为何物时，此套切片，为专科人员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1953年，中国第一篇有关耳硬化症聋的论文出自姜泗长的手下，发表于创刊不久的《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上，国外有关学者睁大眼睛研读了中国同行的论文。他采用的术式及观点两次被美国杂志引用。“内耳开窗术”的成功，打破了国人认为的“内耳禁区”。此症多见于白种人的论点，也全面崩溃。
1962年1月13日，这是隆冬的季节，窗外飘荡着晶莹的雪花，世界显得纯净而安静。
今天，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中国的耳科史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
总医院外科楼耳鼻咽喉科手术室里完全不像往常那样灯火通明，只有显微镜下一束柔和的光亮，聚射到病人耳内深处，姜泗长、田钟瑞、李琦同时站在手术台上。站在台下的医护人员都聚精会神地瞅着手术台上那个方寸大的地方。从第三者视角看，你很难看出术者细微的动作，术者的手仿佛固定在里，因为手术可挪动的空间只能用毫米计算。这情景，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在米粒般的象牙块上雕刻彩画的绝艺。当然，在人身上做手术与在象牙上雕刻是不能比拟的。半点虚构和失误都不能有。
手术室安静得只能听到钟表嘀嗒的声音，手术持续了三个小时，病人始终清醒着。从医生探询的问话中患者感到手术很顺利，但现在他仍是什么也听不清。
手术正在进行之中，突然，病人说道：“为什么声音这样大，震得我非常难受啊！”这是一句普通的话，作为聋了十几年的病人说出来，那意义就非同小可。对病人非同小可，对姜泗长他们来说意义更大。这意味着镫骨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他们所探索的手术方法的可行性。还说明耳硬化症聋能够彻底治愈，病人将放无声的世界走出来，感受到美妙有声的世界。锤骨切除术成功了，记者闻讯赶来采访姜主任：“此时您有什么感想？”
姜泗长指着田钟瑞、李琦说：”其实他们的手术做得比我好。我能够做的只是不保守，把全部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迅速发展，造福病人……”
记者又问：“你今后还有什么计划？”
“他们做出的成绩也就是我的计划。”
1962年姜泗长对记者就是这么说的。
“镫骨底板切除术”是姜泗长和他的弟子田钟瑞共同完成的一个杰作。那是智慧、艰苦的探索和辛勤劳作的结晶，还有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六、特殊任务
中南海勤政殿，这曾是中国亿万万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这座雕梁画栋、古朴典雅的正厅中悬挂着一张巨幅油画，为新中国做出卓越贡献的21个政治局委员都在上面。姜泗长曾多次肃立在这幅画下凝神，他有幸为画面上绝大多数风云人物诊治过病。作为医生，他似乎很幸运，但也比别人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
1974年12月至1976年9月9日，这段时间是姜泗长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时期。他陪伴中国创世纪伟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亲眼审视了中国伟大领袖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可以说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姜泗长今后的思想行为，为他日后承担的重任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间里，姜泗长时常能够感受到毛主席的博学和深邃。毛主席常常将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方面的问题，非常巧妙地引入到医学领域，他的话总给人以出乎意料的启示。这对于整日埋头于专业的姜泗长无疑是难得的收获。
作为医生，姜泗长一生为无数病人诊治，不论高低贵贱对病人他应该是同样的认真和仔细。但做医生加上了政治色彩他感到很难，精神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以至于天天晚上需服用安眠药才能人睡。姜泗长说：”那段时间的经历和各种遭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难忘回忆。”
七、再创辉煌
已载入光辉史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党制定的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使70岁的姜泗长再一次焕发了激情和干劲。
现在姜泗长既做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又当科主任，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同年他被晋升为一级教授。
一位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计报酬。我们党有这样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如果再不强盛还能说得过去吗？”
还是原来的办公桌，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外，又多了新的内容，姜泗长是总医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学位评定的大摞申请报告一瞬间在他的办公桌上摞起。一个个教学改革的方案正待他画“圈”后出笼。
可以向任何一个学有专长的人请教某一方面的问题，任何时候不要以权威自居，这是姜泗长对自己的要求。
一个人有可能在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是权威，但他不可能事事都精通，真正做到专深是很不容易的。只有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才能真正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倾慕。从理论上懂得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并非每一个已是权威的人都敢于承认这一点。
只要学有专长，能为我所用，不论你是谁，姜泗长都会请你站在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手术台上、研究所的讲台上。他们其中有60来岁的学者，也有30出头的教授。这时，你就会看到姜泗长神情专注地站在主刀者的旁边；听学术报告，你还会看到姜泗长总是坐在第一排，听得那样专注。
姜泗长这样认为：学生超过老师，只会给老师增光，谁在一生中培养出许多超过自己的学生，那只能说明他的本事是很大的。如果学生超不过老师，那么科学如何发展，人类如何进步。
这是80年代的景象。
90年代呢？90年代，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已达十几位，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怎样带？姜泗长依然胸有成竹，现耳鼻咽喉科高职称技术人员均已有各自的主攻方向。在临床上有头颈组、耳神经外科组、鼻内窥镜组、整形组。在研究所，下设八个实验室即八个组：病理、生理、组化免疫、组织培养、分子生物、工程技术、电镜样品、前庭功能还有全军医用声学计量总站。
因为执著追求事业，所以姜泗长关注与事业息息相关的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事业却是永存无限的，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去追求去发展，他似乎比别人更深刻地懂得这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像当初胡懋廉教授对他的厚爱一样，现在姜泗长对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
姜泗长喜欢和各色各样的优秀人才接触，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他在讨论问题的同时就能发现你的闪光点，在某一个时刻他就会把你推举上去。和姜泗挺有过接触的人常常能感受到他独特的魅力和坚忍不拔的个性。
“南有苏步青精神，北有姜泗长风格”。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将军洪学智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气势又很形象的比喻。由于姜泗长的存在，几十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几代耳鼻咽喉科人才。
姜泗长悉心培养人才的故事，在向海内外传播，无数杰出青年的目光投向这位爱才用才的长者。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纷纷投考姜泗长的门下，迄今为止已有硕士、博士、博士后50余名毕业。学生一个个做出了成绩。他们拿全国的奖，拿军队的奖，他们被国家评为杰出的人才，他们一个个在学术界有了名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姜泗长已不仅是总医院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全军的一面旗帜，姜泗长的威望和知名度，也随着学生不断地做出成绩而享誉海内外。
爱因斯坦在晚年时非常遗憾地对物理大师索来菲说：：“我特别羡慕你的是：你一定有一种把你的听众的精神激发起来加以培养磨炼的才能，你培养了一群科学的后备军，而我只喜欢独来独往。”
姜泗长就有这种让爱因斯坦所羡慕的才能。他的周围聚集着各种人才，并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人才光环。
世上只有未竟的事业，没有不尽的文章。就让这个尾声这样开始吧。
香港，亚洲的一颗明珠，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一座五星级大饭店里正在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耳鼻咽喉科会议。这是中国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姜泗长作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
昨天，从北京飞往香港的飞机缓缓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姜泗长站在机场门口，看见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人流车海在他眼前来回穿梭。同一个肤色，同一个祖先，却不是同样的富有。那时，他就感到心脏似乎从胸腔里跑出来挂在了半空中，他知道房颤又发作了，是累还是激动？激动吗，人生风风雨雨都过来了，多大的场面没有经历过？但他似乎不能否定自己的激动，明天他将代表几十万中国耳鼻咽喉科工作者在大会上致开幕词，这是中国人的荣耀。
掌声热烈地响着，姜泗长听出掌声最“嘹亮”的地方是中国学者所在的区域。
当79岁的姜泗长走下台来，一个学生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看您在台上，我们就自豪。”这是中国耳鼻咽喉科学人第一次站在国际讲台上致开幕词。
往事从哪儿长出来，开了花，结了果吗？今天自己能站在国际性的讲台上致开幕词，这本身就证明我们中国的技术水平在逐渐被世界认知。不说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但也绝不比他们落后多少，特别是在临床上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在事业的航程中，创造与竞争是前进的目标，毅力与品质是前进的动力。仅仅这些就足够了吗？有人说：大环境的选择是决定人生向最好方向发展的首要条件，最直接的就是必须找好舞台，姜泗长正是找准了这样一个舞台。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不管做什么首先要热爱，只有诚实地热爱才会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者事业当成一种乐趣。再苦再累也情愿。
畅游在“细胞”和“分子”的海洋里，探索在知识和理想的世界里，这就是姜泗长人生的乐趣，因为热爱，就是当年挑灯夜战也从没有感到苦；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也没有感到累；肺结核到了九死一生的险境也没使他后退，胃癌使胃只剩下1/5，大小手术做过五次，80多岁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铄，思维依然敏捷。
有热爱在，就有精神在；有事业在，就有希望在。还有那些生机勃勃的学生。不用起太高的调，不用加上装饰音，能把歌唱起来，唱得自然也就能唱得陶醉悦耳，不知不觉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
姜泗长的事业顶峰不是在古人所曰“三十而立”，也不是在不惑之年，更不是在知天命之岁，令人惊叹的是在金色的耄耋晚年。
1994年82岁的姜泗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耳鼻咽喉科院士。
巨大的荣誉再一次向老人涌来，接下来姜泗长连连获得陈嘉庚奖、光华基金奖、何梁何利奖以及军队重大贡献奖，奖金共计35万元。姜泗长拿出30万元，建立了“姜泗长奖励基金”奖励为解放军总医院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科技工作者。
(编者节选自200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戎装院士传记丛书《师道》，作者张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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