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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52年前发表的《古新星新表》至今为科学界瞩目，却没有用一分钱课题费；

他做出这一科研成果时，仅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本科生；

今天，在他80岁时，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就是附中杰出校友席泽宗。

国难中的求学路

席泽宗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商人家庭。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因此也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从六岁开始，父亲让他在家乡念了5年私塾。但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结束了他平静的童年生活。日军侵占垣曲后，因发现席家经营的粮店曾大量提供粮食给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宋哲元部，并保存有中共党员安仁的许多家信，就放火烧毁了粮店。席家不得不举家避往乡间，席泽宗也被迫辍学。1941年，席泽宗的父亲去世。身为独子的他本来打算留在垣曲帮助母亲支撑家庭，但日军的暴行再次降临在他们身上。这年5月，日军忽然闯入他家，将他抓去作民夫。他半路上机智地逃走，日军搜寻不获，总算侥幸脱离虎口。此事使母亲下定决心让他离开沦陷区。于是席泽宗南渡黄河，沿陇海线西行，去陕西投奔亲戚。1941～1944年间，席泽宗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这里生活虽然极为清苦，但学校施行的是新式教育，很多自然科学知识都是第一次展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新鲜感，特别是1941年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他进入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西北师院附中的前身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师生在北平沦陷后迁往西北时所建立的学校）。当时学校里学习空气浓厚，席泽宗阅读了许多课外读物。高一时他在书店买到一本名叫《宇宙丛谈》的科普书，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先生所写，这本书用非常优美的文笔介绍了天文学的各个方面，写得非常好。从此他便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始找各种天文书籍来阅读。后来席泽宗从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当时的中大教授、后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的邹仪新写信将他推荐给张钰哲，信中写有“一位《宇宙丛谈》的读者，走过千山万水，将要来到您面前”之语。席泽宗回忆说，自己生平在科学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都和张钰哲有关：《宇宙丛谈》让他在中学时代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高中毕业立志要考入当时中国唯一的天文系——中山大学天文学系，从此便注定了要与天文学打一辈子交道，这可以算是第一个转折点；1954年竺可桢要求席泽宗从事天文学史工作时，酷爱天文物理的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向张钰哲请教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张钰哲让席泽宗坚定地走上天文学史研究的道路，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巧合的是，张钰哲和席泽宗都是师大附中的校友，他们的“科学缘”的确可以算得上是附中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学校虽然提供食宿，但那时席泽宗已失去一切经济来源，身无分文。在他生活发生困难时，附中的许多老师如后来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曹述敬，都帮助过他。1947年，他从顺利毕业，又是这些老师们慷慨解囊，资助他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投考大学。

席泽宗在上海顺利考取了中山大学天文系。1947年10月，他靠同乡、同学的帮助前往广州入学。尽管当时语言不通，他又囊空如洗，但艰苦的环境并未减弱他求知的热情和生活的勇气。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他不久就渡过了难关。1948年元旦，他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学校的工读活动，一面在广州报纸上发表文章。1951年，这些文章被北京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成他的第一本著作《恒星》，那时他还只是个学生。

天文学史领域的中国权威

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时，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即科学出版社的前身）做编辑工作。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很感兴趣，苏方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帮助调查有关的历史资料。主管编译局的副院长竺可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席泽宗，从此席泽宗就与天文学史产生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使自己成为这个领域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公认的领先水平。

席泽宗的早期工作主要是利用古代的天文史料研究超新星和新星。新星是一类能爆发的恒星，爆发时，亮度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超新星是相对于普通新星而言的，超新星的亮度往往是普通新星的上亿倍。新星的研究在天体演化学上和射电天文学上都有着重大意义，很多天文学家都从40年代出现的金牛座蟹状星云得到启发，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但是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想检验这个设想还必须对它们进行大量的观测。这不仅需要现在的资料，也需要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国学者尝试过，如伦德马克等，但他们的结果无论在准确性还是完备性方面都显得不足。在世界上中国的天文记录是最系统最详尽的，早在商代中国的史官们就曾用甲骨文记载过一些天象。古人管新星叫“客星”，意指象客人一样来去匆匆。而在甲骨文里面这些星就叫新星。古人所观测到的新星主要是在银河系，而银河系的新星爆发自17世纪以来就几乎绝迹，所以中国古代这些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资料是非常宝贵的。

从1954年起，席泽宗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发纪录与射电源之间关系的论文。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这是一份更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记录表，它同时还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记录的判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的标准。这两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被苏联《天文学杂志》、美国《科学》等多种刊物翻译，并被大量引用。因为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天文学乃至高能天体物理学方面的一系列新发现都和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有关，因而科学家们才格外重视席泽宗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证认和整理工作。在国内，竺可桢副院长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他曾一再介绍，临终前还将《古新星新表》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建国以来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于是席泽宗又制定了新星爆发编年纪录表，同时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纪录的根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纪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这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第二年(1966年)美国《科学》杂志第154卷第3749期译载了全文，同年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又出版了一种单行本。30多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最新天文学研究对象时，经常引用席泽宗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天文学乃至高能天体物理方面的一系列新发现，都和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有关。例如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恒星演化理论所预言的中子星。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而有一部分恒星在演化为白矮星之前，也会经历新星爆发阶段。即使是黑洞，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和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纪录联系起来。此外，超新星爆发还会形成X射线源、宇宙线源等。这正是席泽宗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和整理工作在世界上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剑桥英文版《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主编、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的江涛，在1977年10月的美国《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上撰文说：“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所有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纪录的文章。”美国著名天文学家O·斯特鲁维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数十年来，席泽宗在天文学史的领域内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席泽宗1964年发表的《宇宙论的现状》一文是国内第一篇评价西方当代宇宙学的文章，随后他又与郑文光合作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这是国内在宇宙理论方面惟一的专著，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国内外天文学家对敦煌卷本中的星图引起注意后，又是席泽宗经过详细、缜密的考证，用科学方法证认出卷本中的1359颗星。这项研究成果最后被写成《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一文，成为我国当时对现存敦煌卷子中天文史料的总结性研究成果。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席泽宗对帛书中的《五星占》作了考释和研究。不久又发表了对帛书中彗星图的研究。这两项工作至今仍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由于席泽宗在天文学史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八种世界名人传记都记载了他的事迹。1965年，他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84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91年，他顺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且至今仍是科学史方面的唯一院士。

严谨治学的学人本色

席泽宗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实事求是，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己任。1981年，席泽宗以一篇两千多字的简短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再次轰动了天文学界。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证明了人类认识木卫的时间早在2000年前，更体现了他用实验验证天文学史真伪的治学方法。早在1957年，他就注意到《开元占经》中所引一条战国时期关于木星的史料：“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他怀疑甘德可能已经发现了木卫。这条史料许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这一事实，使那种认为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看得到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传统观念，所以人们对这种史料大都轻易放过了。席泽宗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多年之后，他在弗拉马利翁的著作中发现了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主张；后来又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B·A·Humboldt)的记述中发现有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这使他联想起甘德的记载，于是着手研究。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上述甘德的记载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确实发现了木卫。同时，他又将这一结论交付实测检验——北京天文馆天象厅所做模拟观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所作实地观测、北京天文台在望远镜上加光阑模拟人眼所做观测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可用肉眼看到，而且甘德的记载非常逼真。这些观测有力地证实了席泽宗的结论。席泽宗的这项工作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提前了2000年，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兴趣，国内外报刊做了大量报导，英、美等国都翻译了全文。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为此发表了《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一文，认为这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上世纪末，席泽宗还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考证研究。在《竹书纪年》上面有句话：“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夏商周断代工程要确定懿王元年到底是公元前的哪一年，所有的答案全在这9个字中。关键在“天再旦”三个字。有专家认定，这是一种奇异的天象，从字面看，意谓“天亮了两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天亮两次”呢？只有在太阳出来前，天已放亮，或者太阳刚好在地平线上，忽然发生了日全食！这时，天黑下来；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就是“天亮两次”———“天再旦”。借助计算机和专业软件，很多天文学家都对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进行了推算，结果集中在公元前899年。但是推算结果需要验证，幸运的是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将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其发生时间，正好是在天亮之际！最后将“天再旦”的那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于是，周懿王元年就被定在公元前899年。

然而席泽宗的研究成果也不总是对中国“有利”。1956年他发表《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清代梅文鼎开始，许多学者认为一行在唐代已经发现了恒星的自行，现代著名学者如竺可桢、陈遵妫等也曾采纳此说，认为比西方领先一千年。但席泽宗在研究中发现，根据当时的条件，上述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纠正了前人的误说。20多年后上海天文台潘大及又从另一方面再次研究这个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席泽宗的结论。席泽宗1963年发表的《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此文深入研究了清初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天文工作，发表后在国际科技史界引起重视。美国席文教授认为是当时“基于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资料对王锡阐的生平和工作做了最完整的研究，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良好的开端”。在此文中，席泽宗也纠正了一个相沿甚久的误说。王锡阐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预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席泽宗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行发现恒星自行，王锡阐预告金星凌日，都是可以使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结论，况且又有现代著名学者赞成，应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避而不谈才好。但这显然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

席泽宗的很多研究都得益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果，但他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认识却极为深刻和清醒。从60年代起，席泽宗就中国历史的浑天、盖天、宣夜等学说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而在1982年的《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中，他表明，现代西方宇宙学中的有限无界、时空、度规、膨胀宇宙、宇宙早期、物质从虚空中创生、反物质、无限宇宙等思想，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中找到萌芽。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的先哲们在“吐露了好多天才的设想和猜到了后来好多发现的同时，也有不少废话和胡说。而现代宇宙学中的一些模型，尽管还不完善，甚或是错误的，但都有较多的观测事实和数学论证，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这种致用性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前者表现为重视日月运动，即制定历法；后者表现为在“天人感应”理论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纪录。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这两方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衰是与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转变为近代天文学。”

大科学家的科普情怀

席泽宗从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就一直很重视科普工作。5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演讲，向群众普及天文知识。他曾长期担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认为这些都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他从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他的许多科普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广泛的欢迎。例如，他的《人类怎样认识了宇宙》一文发表后，《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广东读者来信，认为“这样通俗而有系统地介绍某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文章，对读者很有帮助”，并表示“很希望席泽宗同志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者多写这类文章”。1970年，席泽宗等人被全体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席泽宗和所里的其他一些同仁仍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一点“合法”的地位和恰当的时机来进行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1973年正值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席泽宗和严敦杰、薄树人等五人合作完成《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一文，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算是给近乎停顿中的文革天文学史研究添上一点亮色。其他时期的一些重要科普文章，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名家讲演录”之一)、《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之一)和《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也均能引人入胜，产生不小的影响。

席泽宗的文章之所以受到普通读者的喜爱，和他精深的学养和精湛的文笔是分不开的。先生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其著述叙事清晰，推理严密，科学与人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享誉全球的科学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就写作风格提出一种“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论，他认为，有的作品就像镶嵌玻璃，它们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但是你无法看透它们；而理想的平板玻璃，你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挡。确实，写得明晰也许比写得华丽更加困难，而席泽宗之文风恰与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谋而合。从《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一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席泽宗的学养和文风。

席泽宗的研究和科普工作不仅在祖国大陆家喻户晓，在宝岛台湾也深有影响。1990年他到台湾讲学，成为1949年以后大陆科学史界访问台湾地区的第一人。席泽宗在台湾前后作过5次公开演讲，听众踊跃，盛况空前，受到热烈欢迎，。此行为海峡两岸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他的5次公开演讲连同带去的其它三篇讲稿已被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集结为《科学史八讲》，于1994年出版，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对作者的工作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为表彰他对自然科学史研究作出许多贡献，特别是他一九九五年整理发表的《古代新星星表》在当代国际天体物理学领域引起广泛的关注，2007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永久编号第85472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席泽宗星”。太空中又添了一颗以华夏子孙名字命名的新星。这是中国科学界的荣誉，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根据百度百科《席泽宗》、《席泽宗：偏从平凡兀奇峰》、“中华读书报”《席泽宗院士星空“留名”》“等文综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