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遵妫(1901～1991)，1920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中科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曾参加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现云南天文台的前身）的工作。曾任北京天文馆馆长、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等职。
天文学是精深的专门学科，所以天文学家多鲜为人知。作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先生，在中国远非家喻户晓；但他却是世界天文学界著名的中国天文学家。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仅接受中国几位天文学家为会员的时候，陈遵妫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陈遵妫，福建福州人，1901年出生。童年在家乡读私塾。少年时代为跟随在京城谋事的父亲，来到北京师大附中读书。学生时代的陈遵妫好运动，甚至很调皮，有时还搞点恶作剧，很惹老师生气。但他很聪明，成绩也很好，老师又拿他没办法。他喜欢读书，但讨厌当书呆子。当时他深受福建同乡严复科学救国思想影响，决意奋发图强，以科技振兴中国。一九二一年他二十岁时，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主修数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抓教育、科学，使日本变成强国的经验。决心也往这方面努力，使祖国强盛起来。他与中国同学组织合一社，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相约日后以所学报效祖国。
有一年暑假陈遵妫先生从日本回国探亲，在火车上偶然遇到父亲的挚友高鲁先生。高鲁先生是个天文学家，当时担任北京中央观象台台长。他与陈遵妫交谈之后，建议这个刚二十出头的青年把数学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将来从事天文学研究。而后高鲁先生还特别安排陈遵妫先生到中央观象台做天文观察实习，并且送给他一本书《图解天文学》做纪念。而这就成了陈遵妫先生此后一生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启始萌芽。
留日五年之后，陈遵妫先生在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保定河北省立农学院做教授。同时还在中央观象台兼职，负责历书编算工作。一九二八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成立，陈遵妫先生被聘为该所专任研究员，并兼该所算学组主任。于是他正式进入中国天文学界，开始了他六十余年漫长的天文学生涯。
1937年陈遵妫先生偶然收到日本天文学家、京都大学花山天文台台长山本一清教授的来信，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委托山本主持收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料，希望中国天文研究所予以帮助。陈遵妫先生读信之后非常生气，收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来做。从那时起，陈遵妫先生便开始收集史料。他花了两年多时间，编写出《中国天文发达史》，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幸由于战乱，书稿遗失，他的第一本中国天文学史著作终于未能问世。 他的发妻和三个孩子也在这场战争中不幸全部遇难，但越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越能激发他报国的满腔热血。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转战途中，他也不忘进行科学探测和研究。1938年，他参与筹建了昆明天文台，这是战时国家最为重要的天文观测设施之一。1942年，他随研究组到贵阳考察日蚀。1944年，又参加甘肃临洮日食观测队，负责编辑观测资料，用变星仪拍摄造父变星，为我国现代天文学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和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中央研究院搬回南京。陈遵妫先生受命担任天文研究所代理所长。还出任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长、理事长，国立编译馆天文学名词委员会委员，中国天文学会变星委员会委员，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以及《宇宙》杂志主编。这一杂志为宣传近代天文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国科技界很有影响。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抗战期间公而忘私的丰功伟绩，颁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可是陈遵妫先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所以新中国成立，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欣然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并兼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科学建设事业。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竺可祯和吴有训两位副院长，把陈遵妫先生从南京邀请到北京，把创建我国第一座天文馆的重任交给陈遵妫。“天文馆”这个名称是陈遵妫提出的。在国外，具有天象仪的单位名为“天象馆”，它仅起天文电影院的单一作用。陈遵妫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天文科学比较落后，人民大众天文知识很少，应该要把天文馆办成为既有研究，又有普及的单位，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天文馆筹建组的同志一致同意了陈遵妫的看法。因此，新成立的“北京天文馆”，就以天象厅为中心，配有天文观测台、气象台、天文展览厅和演讲厅，并没有物理实验室与光学车间（为未年制造天文教具与天文望远镜作准备）。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正式开馆。
北京天文馆的成立，成为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吸引成千上万参观者。1957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郭沫若、竺可桢等先后到馆视察。刘少奇主席、周总理对天文馆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给陈遵妫馆长与全馆人员以极大的鼓舞。1956年底，陈遵妫率中国天文考察团，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考察苏联天文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幸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陈遵妫先生还在东欧访问，完全不接触国内的大鸣大放。待他归国之时，反右运动的热潮刚刚退去。可是学者的良知、爱国的热情，促使陈遵妫先生依然给中共提意见。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天文馆又给陈遵妫先生补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并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天文馆长和《宇宙》杂志主编。
陈遵妫始终认为，我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直靠翻译国外天文年历为己用是个耻辱。编纂出版天文年历，不仅出于天文学的需要，而且对国计民生、国防建设等都是大有用途。他为我国独立编算历书，曾四处奔走呼吁，且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64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年紫金山天文台历算组编算出1969年《中国天文年历》。标志着我国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每年编算出版《中国天文年历》。
他又陆续出版《流星论》，《天文学概论》，《宇宙壮观》，《恒星图表》，《大学天文学》，《日食简说》，《天文学家名人传》，《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清代天文仪器解说》等三十余种著作或译著。另外还有百余篇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现今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天文工作者就是当年读了陈老先生的著作，而走入天文界大门的。
一直到1979年10月，组织上才宣布对陈遵妫彻底平反，并恢复馆长职务。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内，陈遵妫仍然关心天文馆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他曾经谈到：“我相信党，相信自己，相信事业。不让我当天文馆馆长，我正好写书。人生只有几十年，官可以不做，但要有事业，事业才是人的真正生命。我写作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所依赖的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那个时期赋闲在家时搜集的。”
文革浩劫以后，陈遵妫先生眼疾加重，一目失明。可他宿志不泯，于七旬高龄开始，又遍集资料，整理编写《中国天文学史》。为求精准，每次稿草写完，必送上海请国学巨匠王蘧常先生校对古籍，书题也由王蘧常先生手书。1980年陈遵妫先生七十九岁，《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几近十年，坎坷多多，直拖到1989年底才将四册出齐。全书2300页，170多万字，堪称巨著。《中国天文学史》是中外少见的研究巨著，是祖国文化库中的宝贵资料。
陈遵妫先生为人正直、爽朗，待人热情。特别关心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发展，关心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成长。在他的家里常有客人，其中不少是研究生与中学生。人们向他请教，请他给予业务指导，他都乐意承担。即便是耄耋之年，走路不便，但总是送客人到大门口。老一代科学家的平易近人，热情礼貌，给拜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陈遵妫以82岁高龄，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平生的一个宿愿。他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争取为祖国建设事业多做点贡献。他觉得，他要做的事还不少。要赶写回忆录；要编一本天文学辞典；要写一些研究论文。只有日夜努力，才能完成。同时，他仍经常到北京天文馆，关心天文馆的建设，向年轻的天文工作者传授天文知识和工作经验。
1991年2月2日，中国天文学泰斗陈遵妫先生逝世，终年九十岁。
（本文节选自沈宁著《百世门风》、闽海文化论坛 (http://www.mhwh.com/dv7/index.asp) 六十余载献身天文，三百万言学史留名——陈遵妫等文综合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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