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 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
一位诗人,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一位学者,一位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的“九五之尊”,留给了后人“太阳般明朗的形象”;一位导师,一位“有童心,毫不世故”的导师,始终坚守他的布衣精神,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过平常的日子。他,就是林庚。早年,林庚与季羡林、吴组缃、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晚年,林庚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为“北大中文四老”。 谢冕曾这样深情评价他的老师: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他的学术操守、人格力量,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
转系: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上世纪30年代,林庚先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彼时的师大附中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中学,学校本着“科学救国”的办学思想,特别重视理科教学。林先生曾经在和北大教授孙玉石在谈论诗歌时回忆说:自己生在北京,原来是在师大附中读书。学校主要是教理化,重视理科。因此,他中学时主要兴趣在理科,醉心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科学新成果,想借以探寻未知世界。但是,师大附中的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比林庚稍长,在师大附中就读的李健吾、蹇先艾等学生成立了著名的“曦社”,组织学生排演各种戏剧节目,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反响。李健吾作为学生负责人,还曾经要求鲁迅学生在师大附中作过《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讲。这些,对林庚先生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8年林庚先生从师大附中毕业,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完二年级的林庚自愿转到了中文系。据老先生晚年的回忆,他的转系,竟是丰子恺的漫画惹的“祸”:
“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华园“四剑客”之一。他与另外的“剑客”——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四个人“方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他们一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先生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先生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却和郑振铎先生成了朋友。
这次转系,在一般人看来很有些不可思议,但林庚先生却是率性任真,随意而为,如春竹抽笋,夏花勃发一样自然。
写诗:人间第一次的诞生
林庚先生转系的时候,正迷恋旧体诗词创作,他的作品得到了教词选课和诗选课的俞平伯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赏识。先生在赞誉中保持了必要的清醒,他越来越觉得,古典诗词,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地步,就是写得再怎么好,也不过怎样像古典诗词而已,不可能有你自己。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很尖锐,也不可能沉醉于古典之中。他想要的是另外一种自由——要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在他看来已经蜕化为日常生活点缀、消遣和应酬工具的旧体诗词,无法承载其经验的表达,于是在转入中文系的次年开始转向自由诗创作。
当时,在清华,林庚先生与孙毓棠是同班,关系很好。他们曾经商量,加入什么文学社团。孙毓棠要一起加入新月,林庚先生不加入新月,而要加入《现代》。后来给《现代》杂志投稿,与施蛰存认识后就加入了《现代》。这件事,足以看出林庚先生对自己所追求的艺术趣味的坚持和执着。
先生有着的敏锐艺术感悟力和良好艺术把握力,他的“压抑”、他的“磨难”、他的欢悦、他的创造,都在他的诗里。1933年清华毕业以后,林庚先生留校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并为闻一多先生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他此时写出了诸如《朦胧》、《夜行》等名作,受到沈从文等先生的推崇,林庚也由此时成为诗坛健将,他的自由体新诗和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废名、林徽因、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同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他的毕业论文也是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亲作封面,并由俞平伯先生写序。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当时作为诗人的林庚听着:“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虽然北京没有被占领,但已成了边城。正好厦门大学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成为国立大学,校长萨本栋聘请林庚先生到那里就职,他便前往任教。后来因敌人侵略,厦门大学搬到长汀。那里很穷,离江西瑞金只有五十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林庚先生为全校写战歌,写出了“为中华,决战生死路”这样铿锵的句子,并随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曾绝食于南京。鼓动林庚的除了拳拳爱国心外,就是他崇尚自由的精神。呈现在他的写作里,就是对创造的渴望。林庚由古体诗词转向自由诗自然与此有关,不过,还应看到,他创作的转向与当时诗坛狂飙突进的风尚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对于先生在现代汉语诗坛上的成就,有不少大家是颇为推崇的。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诗歌评论家废名就曾说过,“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也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
研究:霞的颜色又是一番了
1947年,在阔别北京整整十年后,林庚先生在才回燕京大学任教。那时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史。院系调整后,重点教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
林庚几乎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埋头耕作。他要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读解古典文学。同时,为了文学创作,他也需要把古典文学传统重新继承和发扬起来。正是他提出的格律体新诗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参照。歌德说,“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单单这终生执著探索的精神就足以让后来者肃然起敬。任何一个试图到更遥远的田地里收割的人们肯定不会忽略这样的讨教。
林庚先生在学术上是中国当代的大师级人物,他的研究主要涉及唐诗、楚辞、文学史等方面,有着更为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他的双璧,留给了后人“太阳般明朗的形象”。
在唐诗研究中,他对盛唐诗歌情有独钟,“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是他拈出的两个极为传神、深入骨髓的概念,今天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通识。“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林庚先生说,“少年没有苦闷吗?春天没有悲伤吗?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八十多岁的任继愈先生在祝贺林先生九十五岁的生日时说,九十五岁是高龄,学术的“九五之尊”不容易,林庚先生是实质上的学术的“九五之尊”。从事哲学研究的任继愈先生说,他喜欢林先生写的文学史,因为“写到里面去了”,不同于考据家的材料的堆砌,是把文学史写活了,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家写的文学史。
林庚先生用诗人独特的眼光和艺术感悟撰写了《中国文学史》。在序中,朱自清先生说:“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学不止一生,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艺曙光’这一章结束了全书。”“著者是诗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别看重文学,一方面更特别看重诗;但是他的书是一贯的。”这本书后来又增编成《中国文学简史》被一些高校作为教材,流传至今。
林庚先生另一部重要著作《<西游记>漫话》的产生则颇有些意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庚无以排遣心中的困惑,就经常夜读《西游记》。就这样,白天被批判的林庚,晚上在书斋里摊开书卷,从文学中得到宽慰和愉悦。最终他将《西游记》烂熟于心。难得的是,他将自己人生感悟融进了对小说的理解,在80岁高龄出版了《<西游记>漫话》这样一部“极具个性的充满诗人气质和潇洒笔意的快意之作”。古代文学研究大家程千帆教授在给先生写的信中说,他是在病中收到了林庚先生的著作,看了书竟爱不释手,自己看不完,就让自己的学生给他念,“一口气花了三天,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书是‘盖自有《西游记》以来之第一篇文章也’”。
对先生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北大葛晓音教授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
教学:春在先生杖履中
林庚先生讲课很有风采。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曾陶醉于他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
林庚在大学执教50余年,多少桃李曾领受他在课堂内外的辛勤浇灌。这是他的弟子对他妙语连珠的课堂的描述:
上课了,林庚先生身着丝绸长衫,神采奕奕。台下学生屏息凝神,但等开讲。林先生并不匆忙,虽眼神灼灼,说出话来却慢条斯理,京腔京韵。可不要以为先生会平铺直叙,上来就是一串问题:
屈原为什么几乎等于全部楚辞?
《离骚》为何从《诗经》的四言一下子拉长到十几言?
楚辞为何句句都用“兮”字? ……
好似凭空划出一根金线,却在同学的心里引起轩然大波,紧紧盯住台上狠狠挠了一下他们痒处的先生。先生清癯儒雅,微笑不答,静静地站在这些路标处等待同学一一跟上。好了,同学已经聚会精神,手里的笔也整装待发。果然,先生开始旁征博引,扎实的材料,严密的论证,充盈着诗意的语言,真知灼见若珍珠抛洒,却又被问题牵引,不蔓不枝。提到前贤,语蕴敬意;谈及谬论,言藏锋利。台上台下,激荡着美的灵光。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写诗,先生和同学交换和传递的,也是对文学和艺术的敏感与默契。
到紧要处,先生一回身,就是一黑板一黑板漂亮的书法。而后忘情长吟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时先生长衫无风自动,亦恍若仙人。接着是悠长的停顿,若回味这“悲秋”的先声,如何笼罩了汉魏数百年的诗坛,又怎样余波袅袅,在此后的诗文歌赋中丝丝绕梁……转眼间,教室中木叶纷纷,落地无声,却在学生心中激起锵锵回音——那是对真文学的服膺、赞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诗意已经汹涌了课堂。静默片刻,掌声雷动,先生颔首拭汗,如老农兴奋种子破土萌绿。
弟子们从林庚先生的课堂或书斋出发,长久地回味着先生的目光。诗歌批评家谢冕说,“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
北大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说:“当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林庚等大学者给我们上基础课,大师引我入门,大师的教诲影响了我一生。”
待人: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
学者的风骨孩童的心。
任继愈先生说林庚先生是“信得过的朋友”。任先生开玩笑说,经历过那场浩劫以后,很少再能找到什么“信得过”的朋友了,因为你可能要时时提防“会不会有人把你不经意的话记在本子上”,但林先生的为人就不会使你有这个担心。严家炎先生说,林先生给人最难忘的印象就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心是一个水晶体———透明到可以反射出你自己的缺点。
林庚先生对学生格外看待,让人感动。下面是余杰回忆先生的文字,“高山仰止”之情,若出其里:
据说,80年代初,林庚先生给那时的师兄师姐上了一堂“告别课”。那天,林先生穿着一身笔挺的新衣服,满头的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他讲《红楼梦》,讲古典诗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风度,那气派,学长们回忆起来至今依然为之而神往。为了这一堂课,林先生整整准备了一两个月。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本来已经不用备课,可是先生说要讲出最高的水准来,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教案。讲完这节课,先生回家后大病一场。
跟先生有一次直接的来往。中文系要办一份学生刊物,我是编委之一。大家建议说,去找林庚先生题字。我说:“先生高龄了,不好去打扰吧?”其实,背后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担心老先生脾气大,去了有可能自讨没趣。一位老师猜出了我的想法,告诉我说,林先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放心去找林先生吧。
于是,我壮着胆子拨通了林先生家的电话。从电话的那头传来沉稳有力的声音:“您是哪位?”我简要介绍了我的请求,忐忑不安地等待先生的答复。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欢喜,小心翼翼地问:“那么,您看我什么时候来取呢?”先生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行吗?”我万万没有想到先生会用这样的口气跟一个20出头的后辈学子说话。先生不是着眼于自己什么时候有空,而是问对方什么时候有空。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赶到了先生的寓所。更没有想到的是,先生早早地就在门外等着。那时还是初春时节,先生站立在料峭的风中,胸前围巾飘飘,依然具有当年神采飞扬的诗人气质。
先生一见面就跟我握手,然后对我说:“我担心您找不到地方,便出来看看。”先生的手干瘦而温暖。把我接进屋子,拿出写好题词的一张精美的卡片,先生带着歉意的微笑对我说:
“年纪大了,不能写毛笔大字了,只能写几个钢笔小字。不知道适不适合刊物用?”我接过先生写的字,仔细一看,发现有一处刮过的痕迹。原来,有一个笔画大概是先生写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先生便小心地刮去,再精心添补上。我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个小小的题字,先生也如此认真。我想象着先生趴在桌子上一点一点地刮去墨迹的情景,眼睛湿润了。心里有些责怪自己,真不该打扰先生的。先生和蔼微笑着送我出门。我已经走出很远了,一回头,看见先生还在门口目送我。林庚先生是一位国宝级的学者,而我仅仅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普通学生,先生却以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在今天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位学贯中西的世纪老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待人接物的。我想,俗话说“做人”、“做人”,其实,最高境界的人都不是“做”出来的。比如林庚先生,他的一切言行都是自然而然的,在他看来理应如此。真个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出乎常理的,所以感到惊讶。这就是我们与老辈学人之间的差别。学问的差别是看得见的,而在人格上的差别却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那份“平常心”。我们会压抑不住地傲慢、轻狂,即使是谦虚,也是有意做出来的,显得很勉强。与林庚先生相比,真是汗颜啊!
这件事情,对余杰印象很深,影响很大,他动情地评说着:一流的学问,背后一流的人品;没有一流的人品,做不出一流的学问来。不少年轻的学人,沉湎于沽名钓誉,对学生敷衍了事,早忘了什么叫做“为人师表”。
其实,这件事情在林庚先生的经历中有很多。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的确是远离尘嚣。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先生为人雅致高洁、真诚守信,仙风道骨,尤其对年轻人充满鼓励、充满期待。袁行霈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到,老师总是告诉他:要昂起头来走路!
是的,这种鼓励、期待,不正应了先生的诗吗?
年青的一代需要飞翔
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
是的,风将要变成翅膀
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
啊!世界变了多少模样……
林庚先生今年已经是九十七高龄,真可谓“仁者寿”。季羡林先生非常乐观,他手写赠字,与林先生约定:“相期以茶”———茶寿,一百零八岁。这也是我们衷心的祝愿。
(光明日报2006年 1月 22日,李建立《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北京大学校刊 2002年 12月 11日曾华锋《林庚: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等文综合改写。)